电子发烧友App
跌跌撞撞11年，中国第一个通信国际标准在阵痛中诞生了，与之同时出世的，还有我国科技项目冲击国际层面的经典范本。
2006年1月20日，信息产业部正式颁布，3G三大国际标准之一的“中国标准” 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此前，信产部称，在充分借鉴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由国内外企业广泛参与的充分讨论和主管机构的严格审查，特别是经过两个重要环节——“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试验专家组”和“TD产业化专项技术试验专家组”的严格鉴定后，“全面地验证了这一技术特别是其独立组网能力，TD产业已进入健康、开放、稳定发展的轨道。”
作为与欧洲版本的WCDMA、美国版本的CDMA2000并列的三大主流3G标志之一，TD-SCDMA对中国电信界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身，它不仅是中国电信史上等待多年后的第一个完整的通信技术标准，承担着打破欧美标准垄断的重任，其成功与否更直接左右中国在未来国际高技术领域的对话地位。
屈指算来，TD-SCDMA从构思到现在已经跨越了将近11年，其间风雨历程，波折与传言一直伴随左右——外界的怀疑与阻挠、内部的艰辛与困扰、技术缺口、资金缺口、人才缺口、产业缺口……林林总总，都在信产部的一锤定音之下宣告得以解决。
前一刻还风雨飘摇的“中国标准”为何如此迅速地通过审定？资金问题如何解决？专利谈判有何进展？这前后身价的变动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又搅进了多少的国际权力与利益？
第一起落：高通阻击 标准之前身绝处逢生
因为梦想，CDMA领域内有了中国人的色彩。但漂流在外的孤单势力又怎能与CDMA的专利大鳄——高通相抗衡？就在两个年轻人无奈之际，他们与到处寻找发展契机的中国通信产业不期而遇。
戴尔是榜样 鼓舞创业
1995年，在美国奥斯汀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助理教授徐广涵这对好友，终于下定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两个搞通信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开始设计一个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方案，他们希望借此实现多年的创业梦想。
陈卫，1956年生，重庆人，原来在国内学的是计算机，后到美国伍斯特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加入摩托罗拉公司从事集成电路的设计工作。徐广涵，1969年生，上海人，1985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后被派赴美国留学，1991年从斯坦福大学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参加了美国军方资助的智能天线研究项目，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智能天线商品化并用于民用的人。
在不断的交谈讨论中，二人感到如果把新兴的无线通信技术与蓬勃成长的中国市场结合起来会大有前途，于是为了开发这个系统，两人自己掏腰包成立了一个高技术创业公司，取名Cwill（Chinese Wireless Local loop），意为中国无线本地环路。
其实当初他们没有想过要开公司，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后来戴尔电脑的成功激励了他们：戴尔只是德州大学一个辍学的学生，靠着给人攒电脑做成一个声名鹊起的大公司。陈卫和徐广涵在一次聊天中聊起了这件事觉得很受鼓舞，他们认为自己的能力并不比一个辍学的学生差，认为中国人也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企业。
当初，二人只是想做一个无线本地环路接入系统，也就是在电话交换侧做一个无线接入，从而降低电信公司铺设管线的成本，并因此还得到中国***著名投资人陈五福先生的一笔风险投资。
高通是堵墙 绝处逢生
做一个全新通信系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为了尽快开发出产品，在别人基础上开发要快得多。于是，两个人利用陈卫夫人在高通工作熟悉这方面技术的便利（陈夫人曾在一段时间内为高通董事会成员），作出一个兼容CDMA接入方案。
方案如果想产生效益，必须和接口商有合作协议，也就是要与CDMA的“大户”——高通面对面谈判，以寻求日后的发展。不过，高通在专利谈判方面，向来不会给人便利。
高通方面当时认为，Cwill只是个小型公司，资金薄弱，并不具备和他们合作开发的能力。为此，高通提出很多苛刻的条件，比如高额的专利费，开发出来的新技术需要共享给高通等，让Cwill大受刺激。
“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把高通的专利读了一遍，深入研究之后，发现无论我们怎么走，都绕不开高通的专利，而且我们永远都是在跟随，在追赶。”陈卫向《IT时代周刊》回忆说。最后，Cwill被迫放弃高通技术，转向探索新型系统SCDMA。
徐广涵想到了利用自己擅长的智能天线作为基础，利用上行同步作为用户信号识别技术，并使用时分双工实现同频传输信号，而高通使用频分复用和对用户信号进行特殊编码实现多用户信号识别和通信，SCDMA空中接口是没有编码的，这样同高通的CDMA有了根本区别。但一切从头开始又何其艰辛。
这个时候，中国正巧处于到处寻找标准突破的时间段。
当时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的运营发展，中国移动通信运营业蓬勃发展，但制造业却举步维艰，发展极不平衡。深究原由，监管部门认为：GSM中有的接口是不开放的，固有的标准使得国外厂商得以“先入为主”、“跑马圈地”，国产移动通信设备要想切入，困难重重。
标准问题限制了我国通信制造业的发展与革新。如要改变现状，就必须突破现有标准分布，拥有自己的标准。
但如何才能“弄出”新的标准呢？机会在Cwill这里闪现了。
一拍即合TD-SCDMA开始孕育
1995年5月，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现任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率国内7名通信专家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随行的专家里面有李世鹤。
李世鹤，1941年生，重庆人，和陈卫早有交往。陈卫在出国留学前，一直在李等人创办的全国第一家民营无线移动通信公司里工作。出国后，两人也一直保持联系。听说陈卫也办了一个搞无线通讯的公司，并有一套自主研发的世界领先技术（这套技术融合了当时许多领先于世界的技术，比如说智能天线、软件无线电、上行同步等），李世鹤就专门跑来美国看看。
他们谈了一个晚上。李世鹤很兴奋，觉得陈和徐做得很不错，于是把他们推荐给周寰。也就是这次推荐，竟然缔造出了中国第一个国际通信标准的雏形！
周寰在详细听取他们的介绍后，一眼看上了SCDMA。回国后，周寰就开始积极张罗这个有中国人色彩的SCDMA。
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复杂，很多地方挖沟埋线困难，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套系统能降低通信设施的投入成本；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百年的通信史上，还没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通信技术。通信技术对于国家安全极其重要，且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于是，这个项目很快得到国家邮电部科技司的支持。
1995年11月，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Cwill合资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威公司），由李世鹤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后来，SCDMA更被列入“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得到1500万元的资助，也得到国家计委的1000万元资助。
由于人才、科研环境等原因，当时信威公司开发SCDMA的主要技术活动在美国进行，邮科院派出几十人次的技术人员到Cwill“留学”，国内开发经费也通过信威引入Cwill，陈卫也开放了后者所有的技术和成果。由于这种做法超过了合资公司的协议，引起Cwill在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的异议，矛盾一度尖锐。但是，陈卫仍然坚持开放，因为他们几个留学生的目标很明确：“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发展SCDMA通信技术。”
于是，中国3G标准TD-SCDMA开始孕育了。
第二起落：破堵突围 三重力量为TD-SCDMA保驾护航
3G标准的申请时间底线一步步逼近，而我国的所谓标准建设工程才刚刚起步。 合作伙伴离去，国内怀疑重重，更有来自欧洲标准及美国标准势力的刁难与夹击。TD-SCDMA的成长之路，岂是艰辛一词能够形容？
时间紧迫“香山会议”一锤定音
1990年代，世界通信技术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业界迫切需要一些新技术来迎合比如手机视频、高速宽带等通信新功能，因此，世界各大通信强权提出了未来的技术概念。
1997年4月，国际电信联盟(ITU)向全世界发出了征集IMT-2000无线传输技术(RTT)的通函，并制定了详细的IMT-2000 RTT形成的时间表和步骤，拉开了全球范围内3G技术选择和竞争的序幕。这在全球移动通信发展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给所有的国家提供了参与3G标准化的绝好机会，也意味着这一次的技术选择和较量是国际性的。
1997年7月，邮电部成立了由政府部门、运营商和研究机构组成的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简称评估组)，并在国际电联进行了注册，成为第11个评估组。同年10月份，时任邮电部传输所副所长的曹淑敏担任评估组组长。“评估组成立后首先要对国外主流技术进行评估，同时探讨中国提交候选技术的可能性。说真的，当时我们并没有指望中国能提交候选技术。”曹淑敏坦诚地说。
1998年1月，欧洲电信标准化组织——欧洲通信标准协会特别移动部(ETSI SMG)采纳了一项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标准提案(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即人们现在常说的UMTS)。UMTS的陆地无线接入标准被称为UTRA，包括了频分双工(FDD)和时分双工(TDD)两种模式，前者采用的就是WCDMA技术。同时，日本也选择WCDMA技术作为3G标准，北美的T1标准化组织也在开发相似的概念。1998年12月，第三代协作项目组织(3GPP)成立，致力于发展一个被称为CDMA2000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就当时而言，与WCDMA并称两大3G准标准。
几乎同时，邮科院的一些领导开始酝酿能不能在SCDMA的技术基础上独立提交一个3G标准。李世鹤在推动事态的进展和说服各方领导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根据国际电联的时间表，提交候选技术到1998年6月30日截止，提交评估报告到1998年9月30日截止。中国要想有所作为，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评估组紧急发动全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积极准备开展工作。
为集中探讨下一代移动通信怎么做，中国有什么技术可以提交等话题，邮电部、国家“863”计划通信主题组临时决定1998年1月在北京香山联合召开一次会议。
为此，1997年12月底的一天，周寰连夜把李世鹤叫出来商量对策，此时离香山会议召开不到10天的时间。“周寰要我们在一周内拿个方案出来，时间太紧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只好以最快的速度，搞了一个很不成熟的框架出来。”李世鹤说。
在这份不成熟的框架中，李世鹤提出在SCDMA技术的基础上引入时分多址（TDMA）技术，用TDD方式做下一代移动通信，并将这项技术命名为TD-SCDMA。他解释说，这种技术的优势是不需要对称频段，可以见缝插针，灵活方便地规划使用日益紧张的频谱资源。此外，还可以灵活设置上下行业务占用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带宽和系统资源，非常适合未来数据业务的需求。
1998年1月，香山会议如期召开了。这是候选技术提交和中国确定3G候选技术策略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来自全国高校的教授和研究院所分别介绍了各自在3G技术研究方面的一些基础和观点，其中包括提出TD-SCDMA技术的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后来的大唐电信)的李世鹤和他的主要团队。
三天的会议，大家争论就争了两天。很多教授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包括清华大学的王京、北邮的张平、东南大学的尤肖虎等。不过，他们提的都是单项技术，只有李世鹤提的TD-SCDMA是一套系统技术。
第三天开了一个小会，参加者是邮电部科技委和评估组成员，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是否向国际电联提交TD-SCDMA技术。
“参加会议的有二三十人，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持怀疑态度。人家怀疑是有道理的，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当时周寰坚决支持，最后，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下了非常重要的结论。”李世鹤回忆说。
宋直元说：“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他们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建议同意在他们认为可能的情况下，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碰见了问题，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即使失败，也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此次“香山会议”为TD-SCDMA一锤定音。
伙伴“叛离”大唐独自搏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唐集团方面与信威方面却产生了分歧。当大唐鼓足干劲准备和时间赛跑的时候，美国的Cwill却表示，不愿意专注开发TD-SCDMA而忽略其他技术进程。
当时，Cwill是投资下成立的公司，各方面更看重自身利益，而TD-SCDMA的研发虽说前景远大，但并没有人敢保证日后一定会有收益，且能迅速收回投资。由于以前的矛盾，Cwill在国外的工作人员纷纷要求陈卫等人“一切要以公司利益为重”。而不少投资者，也并不赞同公司专注TD-SCDMA而放弃其他业务（当时，公司正在与大庆谈合作项目）。
为了争取时间，保证国家任务的完成，纠缠几日却毫无结果之下，大唐决定把TD-SCDMA的开发工作转移到集团的中央研究院(后来成立了由李世鹤担任总裁的大唐移动来承担这项任务)。由于当时信威的技术研发人员基本上是从邮科院派来的或代为招聘的，所以在开发 TD-SCDMA的号召下，信威的几十个技术研发人员几乎全部转到大唐中央研究院。
矛盾尖锐之际，陈卫被免除了信威总经理的职务，只好回到美国。
按照国际电联的要求，李世鹤被要求提前两个月拿出草案，再由评估组一起来评估完善。这么一推算，从香山会议结束到4月30日也就三个多月的时间。此时，李世鹤发现身边既没有人，也没有钱。“必须得干！”李世鹤的话有些发狠。
不得不发狠，因为前面的困难太多了。整个研发队伍是以大唐电信研究生部毕业生为骨干的学生队伍，而这支队伍中，包括在读的研究生在内不过30人。队伍太年轻，大多数成员才二十几岁，缺少有开发经验的人。单是向国际电联提交的文稿，就相当于用英文写一部书。李世鹤只好一边培养，一边干，他们顶上一点，李世鹤就放一点。
TD-SCDMA项目开发部主任李军说，李世鹤每天的工作时间比他们年轻人都长。一个周末，原西安四所的老同志来京探望李世鹤。大热天，李就穿着短裤背心迎出来，聊了20分钟，就让他爱人陪他们继续聊，说道：“对不起，我还要干活。”又一年国庆节，老朋友杨运年想找李世鹤出游，放松一下，但李世鹤说：“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要干活，将东西拿出来。”
为什么这么拼命？“这是基于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给我们带来的苦涩。”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说，“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通信大国，在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领域，不管是在标准上，还是在技术设备上，都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在第一代，我国虽然做过一些研发，但没有知识产权，设备生产也没有形成产业。在第二代，GSM被广泛采用，但依然是‘拿来主义’。第三代移动通信，中国如果还和以前一样，将失去一次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三股力量铸就TD一线生机
1998年6月30日，凝聚着多人心血的TD-SCDMA技术方案被送到国际电联。由此，国际上才突然知道中国竟然也有了一个3G标准，不少国际公司也开始关注中国，以及其开发的TD-SCDMA标准。西门子就是其中之一。
极力促成双方合作关系的西门子（中国）通信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李万林博士（当时是西门子移动通信工程师）在谈及这段往事时表示：“外资企业如果仅仅在中国搞销售，会被看成纯粹的商人；如果单纯搞生产，会被当成朋友；如果搞研发，就会被看作自己人。”这也正是西门子最后愿意为TD-SCDMA付出的真正原由。
尽管西门子的德国总部有不少人疑惑，甚至李万林的同事都在抱怨：“为什么把研发放到中国去？他们做研发，我们做什么？”但在1998年，双方还是在北京组建了西门子(中国)移动通信研发中心，并同本地伙伴大唐电信共同开发TD-SCDMA技术。
当时，国际电联内部正为确定3G标准而争吵不休。代表美国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水火不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方面突然提出自己的3G标准来，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习惯了独占通信市场的国外厂商开始仔细研究TD-SCDMA。李世鹤这时开始担心，国外厂商会联合起来“做掉”中国标准，因为以当年的技术基础和成熟度来说，TD-SCDMA很难逃脱CDMA2000与WCDMA的重重包围。
而这个时刻，一向以技术强势为业界所知的西门子给了大唐不少支持与帮助。早先，为了推动欧洲统一标准WCDMA，西门子提出的TD-CDMA被牺牲掉，导致西门子耿耿于怀。如今，转而支持中国TD-SCDMA后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到来，西门子怎么可能退让？
雄厚的公司形象，全力支持的榜样，西门子为大唐争得了不少支持与赞誉。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TD-SCDMA优良的技术特性，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换句话说，那里有着让全球通信设备商都垂涎的利润。试问，哪个公司会放弃呢？”
巨大市场让中国在国际电联颇具影响力。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美国方面和欧洲方面都“拉拢”中国站在自己一边，希望将对方的标准否决掉。两大阵营拉锯的结果是，实力最弱的TD-SCDMA反而没有多少人反对。当然，当时走在前面的电信技术大国们可能也没有把TD-SCDMA看得太认真，他们只是专注得想把对方“吃掉”，而这一想法，反而给了TD-SCDMA生存的空间。
大唐不遗余力的拼搏，西门子全力以赴的支持，特别是国家政府的鼎力相助，三股力量撞击的结果，最终让TD-SCDMA顺利进入芬兰国际电联大会。
1999年11月，国际电联大会在赫尔辛基召开。李世鹤无暇顾及圣诞老人故乡的独特景致，参加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电联会议的他，天蒙蒙亮时已到会场，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宾馆。他的全部心思都扑在其参加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建议书起草小组的工作上，因为他负责设法将可能通过的3G标准写入建议书。
11月5日上午10时许，3G技术委员会主席宣布了中国为之努力的结果：中国提出的标准写入了建议书，这意味着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已成定局。几乎是余音尚在，国内询问、祝贺的电话就接二连三地打到会场。
最终，2000年5月，在土耳其召开的国际电联全会上，经投票表决，由中国大唐集团提出的TDD模式的TD-SCDMA系统，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列为国际3G三大标准之一。
第三起落：危机四伏 政府与民族的力量凸显
终于站上了“国际标准”的舞台，迎面而来的并不完全是掌声与鲜花。国外势力的阻挠，先天缺陷的暴露，以及众多缠绕在身的猜测与怀疑，几乎让TD-SCDMA不堪重负。
风雨飘摇之际，是政府的扶持与民族企业力量的支持，让TD-SCDMA走到今天。
产业联盟对抗国际势力
“随着我国政府对自主标准支持力度的加强，某些外国政府和企业则开始担心我国支持TD-SCDMA的行动将损害他们的利益，开始设法干扰我国TD-SCDMA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朱彤博士称。
其实，中国在标准问题上受国外阻击的案例远非今日才开始。李世鹤的早期遭遇就是鲜明一例。
1999年的国庆五十周年假期，李世鹤是在家里电话旁度过的。那个时间，正好是国际电联会议举行的时间，会议将审议每个国际电联成员提交的建议，也就是决定TD-SCDMA命运的时间。
当时举办这个会议的某亚洲国家找了种种借口不给大唐代表签证，会议基调是TD-SCDMA还不完善，就不要写进去了。经过不停地周旋，大会主席同意不在现场的大唐代表可以通过电话参加会议。于是，老人守在电话旁“参加”会议，远隔千里地通过电话发言，据理力争。
坊间传言，为保证TD-SCDMA顺利“过关”，信息产业部向各个外资公司的北京分公司打电话，发送信函，提醒大家看清楚中国的大市场，要求得到支持。为此，各大移动通信巨头中国总部的负责人还被邀请到信息产业部开会，除西门子，对中国提出的3G标准不以为然的厂商，结果被“一个个地敲了一顿”。
TD-SCDMA被国际电信联盟接受为3G的国际标准后，国家随后推出了一系列支持TD-SCDMA的政策措施，包括3G频谱规划中把主要频谱分配给TD-SCDMA，成立了相关企业参加的TD-SCDMA产业联盟等。
于是，有了2002年10月30日人民大会堂的张灯结彩。那一天，可以说是TD-SCDMA有生以来最辉煌的一天。
大唐、中兴、普天、华为、中国电子、南方高科、联想、华立等8家中国最具实力的科技企业老总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TD-SCDMA大围巾，手拉手肩并肩站成一堵“墙”，发起成立TD-SCDMA联盟。
“产业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不仅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支持，更重要的，它体现了该标准得到了中国产业界的整体响应。”TD-SCDMA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说，“从系统到终端由国内企业广泛参与的TD-SCDMA产业链已见雏形。”这一事件，对于习惯于制造标准、引导产业发展的欧美利益集团，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
到2006年1月10日，联盟的企业已经扩展到25家，同时，还有大量的国际、国内企业在争抢入围联盟的入场券。
谣言反而缓和了资金压力
关于TD-SCDMA的种种谣言中，资金缺乏是最沉重，也最让人头疼的一个。
2000年，大唐集团在TD-SCDMA上的投资是2亿元，2001年接近4亿元，这还只是研发阶段。为了更好地备战TD-SCDMA，全力冲刺相关开发，2002年2月8日，大唐中央研究院、上海大唐等部分从大唐集团剥离出来，正式组建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但仅仅过了一年，大唐电信就传出亏损的消息。2003年财报显示，大唐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为17.63亿元，同比下降15.66%，净利润为-1.87亿元。年报还显示，2003年大唐电信借款23.4亿元，偿还债务19.9亿元，偿债压力较大，基本上靠债务周转。因此，大唐移动只能自行解决关于TD-SCDMA的投资。李世鹤估计，要让TD-SCDMA标准完全成熟，需要投入的资金在10亿元以上。而从有关方面透露出的财务状况来看，大唐移动投资到TD-SCDMA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工行、建行和华夏银行的贷款，数目不超过5亿元。
在2003年末，资深证券分析师给TD-SCDMA的评语只有一个：“正在资金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此前，大唐移动一直聘请中银国际作为其私募的承销商，其间陆续有多家国外投资机构和大唐移动进行了接触。但中国政府和运营商一直未对TD-SCDMA作出明确的表态，私募的进展也就只能是走走停停。
中银国际一位负责帮助大唐移动私募的管理人士悄悄透露，由于投资者看不到TD-SCDMA明确的前景，3G牌照也一直未能发放，大唐移动的私募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该人士说，即使投资者相信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支持，但要想TD-SCDMA成为一个能和WCDMA、CDMA2000对抗的标准，至少需要十几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没人敢冒如此之大的风险。况且，WAPI的结局已经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标准”产生了怀疑。
而就在这时，业内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卫通已完成800亿元TD-SCDMA的投资规划！
2004年6月出现的消息称，“有卫通内部人士透露，大唐正在和卫通探讨将TD-SCDMA技术改频到800M频段使用的可能性，一旦方案最后敲定，就将通过卫通与Nextel即将成立的合资公司来组网，预计投资800亿元。大唐移动希望使用TD-SCDMA技术帮助卫通开展集群业务，但双方还未就最终的技术方案达成一致。”
如今辨别真假已经没有意义，明眼人只是奇怪，一向对运营商牌照问题监管甚严的中国政府，当时对“卫通要组建TD-SCDMA”的传闻为何没有一个态度呢？
不管怎样，这个消息的确让吃紧的大唐熬过了那段艰苦岁月，也让众多厂商放飞了梦想与期望。
随后，就有投资公司给大唐移动提出建议：一是在大唐移动盈利后，将其放入上市公司中去。二是和大唐微电子一块儿进入大唐控股，用两块最优良的资产到海外上市。
三部委平复分手之痛
好日子似乎就要来临，但接踵而至的危机，却是分离。
就在大家为终于找到资金缺乏的解决之道时，大唐与西门子的合作也走到了终点。
2003年8月29日，西门子改和华为成立了一家研发TD-SCDMA技术的公司。西门子中国区的一位高级经理后来说，西门子作出这个决定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不知道TD-SCDMA项目能盈利还要等到哪一天。“表面上说是和华为成立合资公司，实际上是把西门子在TD-SCDMA上的整个研发卖给了对方。”
西门子的这次行为给了大唐当头一棒！一方面，TD-SCDMA的研发势力被分化，不论人才、物资，还是信念；另一方面，西门子的离去，让那些怀疑的论调空前盛大，几乎动摇了所有厂商的信心。不可否认，一个参与发家的企业脱离出去，怎么能让人相信TD-SCDMA是个有希望的标准呢？
“中国标准和大唐要一起崩溃了！”有跨国企业人士如此道听途说。
关键时刻，是发改委、科技部和信产部的支持把TD-SCDMA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三部委不仅在3G无线频谱、规划中为TD-SCDMA预留出了155M的非对称，还组建了涵盖终端、系统多家厂商的TD-SCDMA联盟，并为联盟的研发投入了7个亿的启动资金。大唐移动的员工说，三部委之所以如此看重TD-SCDMA，一方面与国家扶持自有知识产权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大唐不断鼓吹民族精神从而引起高层注意有很大的联系。
三部委的支持加上3G牌照与TD-SCDMA产业化进程同步进行，使得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参与到TD-SCDMA的研发中去。除原有的8个产业联盟成员，又有包括天基、重庆重邮、海信、凯明、海天天线、展讯等多家厂商加入。
到2004年信产部再次进行3G测试时，TD-SCDMA已经基本达到组网要求，大唐、普天、中兴的产品研发速度也均大幅度提高。
一切的保驾护航之下，TD-SCDMA终于跨越幼年，如破茧而出的彩蝶一般，迎来更广阔的空间，将在世界科技领域的舞台上画上属于中华民族的印记。虽然日后还可能面临种种困难，但正如李世鹤的豪言壮语：“中国标准不可能在中国吃不开！”
附:TD-SCDMA大事记
1998年
原邮电部组织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在SCDMA技术基础上起草了符合IMT-2000要求的TD-SCDMA建议草案。同年6月30日，该草案被提交给ITU(国际电信联盟)，成为IMT-2000的15个候选方案之一。
1999年9月
CWTS(中国无线通信标准研究组)代表中国向3GPP提出将TD-SCDMA纳入3GPP标准的建议。
1999年12月
在法国尼斯召开的3GPP会议上，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认可的3G标准。
2001年3月16日
TD-SCDMA 标准被3GPP（第三代移动通信伙伴项目）接纳。
2002年3月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拉开了中国TD-SCDMA技术全面产业化的序幕。
2002年10月30日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广州南方高科有限公司、华立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想(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等8家企业自愿联合发起成立TD-SCDMA产业联盟。
2003年7月
世界首次TD-SCDMA手持电话演示。RTX Telecom公司和PRISMA Engineering公司的合作取得了重要突破，他们测试了基于实际网络的TD-SCDMA 3G终端。
2003年底
凯明、展讯、天碁、重邮信科、海天、海信成为TD-SCDMA产业联盟成员，联盟成员扩大到14家。
2004年6月
北电网络与中国普天集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成立专门从事TD-SCDMA的研发与产品开发的公司。目前基于TD-SCDMA的手机、手机芯片、商用基站都已经面市。
2004年12月9日
温家宝总理在荷兰接通了来自北京的全球第一个TD-SCDMA商用手机国际长途电话。
2005年4月16日
UT斯达康、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众友科技、上海迪比特、英华达、中山通宇、中创信测等7家企业正式加入TD-SCDMA产业联盟。至此，TD-SCDMA产业联盟成员企业已达21家。
2005年9月14日
信产部电信研究院TD-SCDMA研究开发和产业化项目办公室主任魏贵明公开宣布:我国独立研发的TD-SCDMA标准目前已具备大规模同频组网能力。这是官方机构首次全面披露TD-SCDMA外场测试成果。
2005年11月25日
广州市新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海尔通信有限公司、上海科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5家企业正式加入TD-SCDMA产业联盟。至此，TD-SCDMA产业联盟成员企业已达25家。
2005年12月19日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19日说，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发放的决策时机已到，牌照发放涉及技术和业务成熟性、竞争格局优化、知识产权问题、3G中国标准TD-SCDMA的发展4个问题。TD-SCDMA在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但关键是支持这一中国标准的产业链崛起。当前，涉及这一标准的核心技术、产业链都已形成，在中国的3G布局中，TD-SCDMA要占有一席之地，可能会由有实力的运营商来运营。
2006年1月5日
国资委专家表示，中国优先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有利于在3C技术和产品融合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赢得主动，有利于真正占领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2006年1月20日
信息产业部20日颁布，3G三大国际标准之一的“中国标准” 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这意味着这一标准技术方案已经成熟，能够指导企业进行制造生产
工商网监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