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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编译自美国顶级科技媒体《连线》，作者是 Clive Thompson。从原文的标题《靠山寨起家的中国何以变成创新的国度》，我们看到“中国创新”正在颠覆海外人们心中长久以来“山寨之国”的印象。而从文章选取的事例和角度，我们又能看出，中国到底在哪些方面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注意、赞美和恐慌。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将中国比作“圣城”，一个创业的理想国度。
年轻的程序员闪现出一个新念头，兴奋地宣扬后，周围的人有些嗤之以鼻。他刚毕业不久，在一个名叫YY的在线视频直播网站做软件开发。这是一家位于珠三角的公司，每月在线用户过亿。主播们在网上直播自己唱歌、玩游戏以及脱口秀，引得大量观众与之互动。
这位程序员觉得YY这些玩法有点旧了，该尝试一些新东西了——在线相亲直播，一款类似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服务。主播创建一个在线相亲室，邀请单身男女进入，引导他们相互提问，说不准哪一对就成了。
这个主意让公司的高管们有些迟疑。在老板的办公室里，一群人争论不休。
“你确定你想做这个？”CEO开口了，“这个太傻了，人们会用吗！”
这位程序员一再坚持，且毫无退让之意，一遍又一遍阐述他的想法。
“好吧，那你试试吧！”CEO挥了挥手，算是通过了。
曾经的“山寨之国”
这样的对话在前些年的中国很少见。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是，中国出不了敢于创新的冒险者。尽管这里不缺利润肥厚的科技公司，但大多是对硅谷企业的模仿，而非从无到有的原创：百度是对谷歌的效仿，腾讯是雅虎的翻版，京东则是亚马逊的本土版。本土程序员们总是骄傲地宣称，“绝不比别人差”，可是，他们却缺少了一件重要的东西：扎克伯格和乔布斯拥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强驱力。这样的强驱力来自美国西海岸的一贯信仰——快速试错，常年试错，力求找到那款能引爆的产品——而这对于经中国正统教育出来的学生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危险的。
多年以来，死记硬背成为高分的抓手，而对于错误的惩罚，则让不少学生不敢轻易尝试未知的事物。毕业生渴望进入顶尖的大公司，获得稳定的收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不难理解：中国近几十年才从贫困中走出来，不过依然有大量的农村和山区仍挣扎在穷困中。稳定成为一种普遍追求的目标。
不过，经济的突飞猛进，正在逐步瓦解这种求稳的心态，一大批城市里的精英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敢。2000年，中产阶级，即年收入在9000美元至34000美元(约年收入6万人民币至22万人民币)的人群，仅占中国所有人口的4%，到2012年，近三分之二的人口达到了这个标准。同一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翻了7倍，每年有700万人从大学毕业。这两个因素的叠加，让人们对于冒险有了一定的接受度。
“很多人在20岁多一点就开公司了，刚毕业而已，甚至还有退学的开公司的。”李开复说到。
李在中国很有名气，为年轻创业做指导，并为他们提供风险投资。
如今的“新硅谷”
如今，一线城市中，人声鼎沸的并非大公司，而是各种各样加速器和创客空间，里面蜂拥着雄心勃勃的创业者。他们不再期待来自谷歌或苹果的offer，同硅谷的同龄人一样，他们要创造下一个谷歌和苹果。
只要有想法，也有一些经验，拿到投资并不是件难事。仅2014年，就有约155亿美元(约1000亿人民币)投向创业公司，除了资本，来自投资机构的专业辅导、建议、和规划也随之而来。(尽管与美国2014年共计480亿的创业投资总额相比，中国仍有比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也对创业大加鼓励——其专门设立一个规模达65亿美元(约400亿人民币)的基金支持创业公司。在经历了20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进入增长瓶颈，政-府急于寻找新的增长点。而科技创业正是最好的切入口。
于是，一股新的潮流开始在互联网及硬件圈席卷。一家叫做小米的手机制造商异军突起，一款叫做微信的社交软件迅速风靡，一个个奇迹正引领着中国科技的新航向。这些本土的科技公司懂得人群的喜好，抓得准用户的心理，再加上中国拥有基于多年为西方企业代工所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珠三角制造业生态，毗邻当前发展速度最快的印度和东南亚。所有因素的叠加让本土企业在与西方的新一轮比拼中占尽优势，正如小米的崛起，短短几年时间已跻身全球手机出货量排名第四的公司，直逼三星、苹果和华为。
一个新的硅谷诞生了，位在东半球。
第一代“寨主”
细数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0阶段兴起于90年代末：以搜索引擎、电邮、博客、门户以及阿里巴巴日渐蔓延的在线交易市场为中心。
彼时，中国急缺基础互联网工具。而早已发展起来的美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接连受阻，且对于这片新市场水土不服。这为中国公司提供了天然的机会，加之很懂互联网发展初期的网民形态，一批靠模仿起家的本土科技公司应运而生。
十年前，eBay曾试图占领中国市场，最后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对当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忽视。那时候，网络对于中国的小商家还是一新鲜事物，能熟练操作的人并不多。而阿里巴巴是怎么做的呢？马云成立了一支强悍的销售团队，教商家如何在网上买东西，于是，这把火开始在全国范围蔓延，平台商家直线上升。同时，马云基于中国普遍的信任缺失，创新了支付方式——用户把钱事先转给第三方，在收到满意的货品时再确认将钱款汇入该商家的账户。由此，平台衍生出一套自己的信誉机制。
阿里巴巴等公司一跃成为中国互联网的龙头老大，正如微软在90年代之于美国的辉煌。
移动互联网的红利
第一批“山寨”公司的成功不仅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网络基础设置，为2.0网络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2010年前后，移动互联网兴起，美团乘势杀出重围。
美团是一个基于地理位置，为用户提供周边商铺打折或优惠信息的移动端APP。公司总部的装饰耐人寻味：就像步入了热带雨林，茂密的绿植穿插在工位之间，白色的雾气不断从加湿器上方升腾出来。程序员们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各自的电脑屏幕，指尖不断传来啪啪的细碎的敲击键盘的声音。办公室显得很安静，一切如常，只有悬在程序员们头上的如四人桌大小的液晶屏上的数字在飞转，“8309”，“8310”，“8311”……这是美团当日成交量的实时播报。这个公司在过去五年时间里飞速成长，2014年在线交易额达70亿美元(约450亿人民币)，2015年预计能突破185亿美元(1200亿人民币)。
巨额交易数字背后的操盘手是一位身形瘦弱且说话细声细语的年轻人，他就是王兴，一位连续创业者，曾创办与Facebook和twitter类似的社交网络。2008年，他注意到Groupon在美国市场的崛起，认定这是一个新的机会。不过，他并不打算照搬美国这套模式。多年的创业让他发现了Groupon的一个致命点——每单扣除商家50%以上的收入，这使得商家难以为继。为了吸引客流，商家不得不咬咬牙持续烧钱，一旦停止优惠，客流量便直线下降。也就是说，靠打折招来的客户大部分是没有黏性的。
抓住了这个痛点，王兴开始发力团购，他将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如何让小商家与客户之间保持长久的联系，而非一锤子买卖”上。同时，为了让平台上所有商家赚更多的钱，他只收取交易额的5%作为佣金。
除此，他尽量延长平台的服务链条。用户不仅可以通过美团购买电影票，还可以直接在线选座位。“到了电影院，你都不用排队买票，直接去自动售卖机取票就好了，位置是提前选好的，来晚了也留着。”王兴说到。
这看似简单的服务，却为美团赢得了三分之一的电影票市场。2014年，美团10%的营收来自影院。
为什么服务经济会崛起
便捷性是中国城市白领最为看中的需求之一。这些人握着高端手机，穿着欧洲的大牌，用支付宝给出租车结账，去参加北京艺术区的DJ大趴；用大众点评预定餐厅，并使用微信的位置分享，让朋友能快找到聚会点；用美图秀秀自拍，再做做美化分享到微博和朋友圈……
服务经济几乎占据城市白领消费的半壁江山。麦肯锡数据显示，2013年，生活服务类消费占据总消费额的44%，2022年，这个数字将增至50%。即使在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休闲消费也并未萎缩，美国美林银行数据显示：2015年国庆长假的七天里，票房较上一年增长70%，境外游增长36.6%。而所有这些，包括外卖、剪发、美甲、按摩、叫车、订票等，都可以通过手机来解决。
如果说在1.0时代，网络将商品交易搬到了线上，那么2.0时代则是将服务也网络化了。如今，电子商务在中国规模庞大，而增长的天花板还远未企及。举个例子，80%的酒店预定仍在线下完成。人们对于将一切搬到网上充满了热情，这其中除了出于便捷的考虑，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网络让实体经济变得透明。
这与美国不同。
“在美国，数百年来的商业环境让公平、平等和透明深入交易的每个环节，”李开复说到，“但中国不是这样。比如房地产行业，你想要透明，绝不可能。你想买一辆二手车，对不起，这没有《消费者报告》(在美国享有盛誉，以对汽车等进行权威客观评析而著称的杂志)和拉尔夫·纳德(美国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966年9月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开启了汽车召回制度)，只有网络能砍去中间商的圈层利益，重新构建起良性的交易体系。”
交易不透明只是中国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除此，环境污染、不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城镇化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都为中国带来巨大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是因为中国的种种弊病才催生了互联网服务的飞速发展。
当然，科技创业这股掘金潮也造就了中国市场疯狂而激烈的竞争：无论什么领域，只要开了个小口，数以百计的创业者便蜂拥而入。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的竞争显得温和一些，比如，两大在线出行公司——Uber and Lyft——为争用户打得不可开交。可在中国，美团需要干掉3000多个竞争者才能坐稳这个行业。在中国，最后的赢家一定是身经百战的突围者。王兴就是那个幸存者。
如今，王兴还做起了天使投资。他投过一家叫做e代驾的公司，提供酒后驾驶服务。去年这家公司去韩国发展了。“因为首尔是这个世上醉鬼最多的城市。”王兴说着笑起来了。
硬件之国
互联网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而与之齐头并进还有另一个分支——硬件制造。
中国的硬件拥有世界上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个国家花了30年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大大小小的电子电器工厂遍布珠三角，从3人的小作坊到100度万人的富士康，生产的链条完整而丰富。在这里，新的硬件趋势总是第一时间被获悉。无论是刚研发完毕的传感器，还是元器件价格的骤然下降，消息如尘土一般，短时间内便能飞散至各个角落。
“在中国造东西比别的地儿可容易多了，” 韩铮兴奋地说到，“因为有深圳这个宝地啊。”
韩铮今年32岁，Zepp Labs的创始人，专注于一款运动追踪器的打造。这款追踪器可以追踪用户在打高尔夫或网球时挥杆的动作，连接手机后，便可以查看相关数据，并将其与专业选手的数据进行对比，以便找出改进的方向。此外，专业教练通过查看数据，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练习。
这位创始人曾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微软研究院工作。一流的公司，稳定的生活，做着可能永远都不会应用到产品上的研发，他有点乏了。辞职，做一款真正的产品，挑战风险，为自己造梦。于是，有了Zepp Labs。
Zepp Labs很快拿到150万美元(约1000万人民币)的天使投资，在软件、算法、设计等一切就绪后，接下来面临的是所有硬件创业者最难的一步，也是坑最多的地方——找工厂生产原型机以及后期量产，尤其是找到富士康这样具有多年经验，能将产品的设计进行完美打磨的厂商，难上加难。
可如今，这一步变得容易了。
Highway1是一家位于旧金山的加速器，隶属于供应链巨头PCH，它在全球挑选硬件创业者，为其匹配最好的工厂和指导，并承担其可能出现的风险，降低创业难度。
这样的加速器并非美国独有。中国自2010年第一家孵化器“新车间”成立以来，从不同角度、不同环节、不同服务帮助创业者成长的机构开始遍地开花。
在机构里，创业者们频繁碰撞，小步快跑，再结合孵化器提供的融资、市场、生产及渠道等资源，创业变得更轻了。产品开发者只需将其全部精力放在产品研发、打磨和设计上，剩下的，可以由孵化器对其进行众包。
除了加速器和孵化器，整个制造链条还在不断衍生出新的周边服务，创新地解决原有的供需真空。
韩铮的这款运动追踪器在各种资源的助推下，于2012年入驻苹果全球零售店，活跃用户超过30万。
创业圣城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硬件创业中，论起高潮，还得从京郊的几栋写字楼说起。这是小米的总部所在地。其CEO雷军曾担任金山软件董事长，作为创业者，他曾创立卓越网，作为天使投资人，他有过诸如YY这样的成功案例。2010年，他开始发力一片全新的领域，做手机操作系统，并以新的模式来卖手机，所谓的“饥饿营销”，新手机将限量供应。这让粉丝为之疯狂，网络迅速被引爆。
“我们做硬件，但我们是用软件的思维在干这个事。每周软件都会有更新。”雨果·巴拉(Hugo Barra)，小米全球战略负责人说到。在小米论坛，粉丝的参与度非常高。开发人员任何一条关于产品更新的帖子都能引发10万条热议。
事实上，小米正是通过与粉丝在网络上的频繁沟通，了解用户需求，以此打造引人惊呼的产品。小米手机几乎以成本价出售，其营收主要来自周边及附加服务，如耳机、手环、系统换肤等。最终，小米将实现以电商的方式获取利润，通过将用户牢牢圈住，让用户在平台上可以买到从衣食到机票的所有物品。
若从更大的视角去观望，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万物互联王国，从灯泡、摄像头、体重秤到电视、插线板、空气净化器等等，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通过手机APP进行控制。一旦用户买了其中的一件，处于便捷，往往会选择再买小米的产品。小米打造的是一个封闭的硬件花园，外面是一道围墙。园子里什么花都有，用户不用走出围墙去领略春光。
不过，小米并不参与这些硬件的设计和生产，这些是它的生态链企业。小米只需寻找优秀的企业，投资他们，要求他们做出苹果一样有设计感的产品。
如今，这个生态系统已经初步建成。再回头看看谷歌，物联网里值得一提的也就控温器Nest和安全摄像头，除此再没有布局了，相比小米，落后了几条街。
如今的中国已经有了跟世界一流科技公司正面交锋的底气。“苹果和三星异常焦虑。”资深业内人士Bunnie Huang说到。(三星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份额为21.4%，而同比2012年其份额为32.2%)在他看来，中国手机的增长还受益于毗邻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度。这也是为什么小米在海外扩张中首先到达的不会是美国，而是贫穷的印度。2015年第三季度，小米在印度出货量达100万台。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为国外老牌科技巨头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西方的创业者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了。他们频繁地飞往中国，在硬件或者软件加速器里面拜会当地合作伙伴，寻找代工厂。一位法国女士去年来到上海，和几位中国的程序员合作创立一家电商网站，专门售卖针对高端人群高端酒店的法国红酒。年轻的美国创业者们在位于深圳的加速器HAX里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设计的细节，这里他们可以更为方便和快速地将图纸上的产品变成活生生的原型机。中国似乎变成了一座圣城麦加，一个人们可以碰撞出火花的理想之地，正如多年前的硅谷……
年轻的程序员闪现出一个新念头，兴奋地宣扬后，周围的人有些嗤之以鼻。他刚毕业不久，在一个名叫YY的在线视频直播网站做软件开发。这是一家位于珠三角的公司，每月在线用户过亿。主播们在网上直播自己唱歌、玩游戏以及脱口秀，引得大量观众与之互动。
这位程序员觉得YY这些玩法有点旧了，该尝试一些新东西了——在线相亲直播，一款类似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服务。主播创建一个在线相亲室，邀请单身男女进入，引导他们相互提问，说不准哪一对就成了。
这个主意让公司的高管们有些迟疑。在老板的办公室里，一群人争论不休。
“你确定你想做这个？”CEO开口了，“这个太傻了，人们会用吗！”
这位程序员一再坚持，且毫无退让之意，一遍又一遍阐述他的想法。
“好吧，那你试试吧！”CEO挥了挥手，算是通过了。
曾经的“山寨之国”
这样的对话在前些年的中国很少见。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是，中国出不了敢于创新的冒险者。尽管这里不缺利润肥厚的科技公司，但大多是对硅谷企业的模仿，而非从无到有的原创：百度是对谷歌的效仿，腾讯是雅虎的翻版，京东则是亚马逊的本土版。本土程序员们总是骄傲地宣称，“绝不比别人差”，可是，他们却缺少了一件重要的东西：扎克伯格和乔布斯拥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强驱力。这样的强驱力来自美国西海岸的一贯信仰——快速试错，常年试错，力求找到那款能引爆的产品——而这对于经中国正统教育出来的学生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危险的。
多年以来，死记硬背成为高分的抓手，而对于错误的惩罚，则让不少学生不敢轻易尝试未知的事物。毕业生渴望进入顶尖的大公司，获得稳定的收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不难理解：中国近几十年才从贫困中走出来，不过依然有大量的农村和山区仍挣扎在穷困中。稳定成为一种普遍追求的目标。
不过，经济的突飞猛进，正在逐步瓦解这种求稳的心态，一大批城市里的精英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敢。2000年，中产阶级，即年收入在9000美元至34000美元(约年收入6万人民币至22万人民币)的人群，仅占中国所有人口的4%，到2012年，近三分之二的人口达到了这个标准。同一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翻了7倍，每年有700万人从大学毕业。这两个因素的叠加，让人们对于冒险有了一定的接受度。
“很多人在20岁多一点就开公司了，刚毕业而已，甚至还有退学的开公司的。”李开复说到。
李在中国很有名气，为年轻创业做指导，并为他们提供风险投资。
如今的“新硅谷”
如今，一线城市中，人声鼎沸的并非大公司，而是各种各样加速器和创客空间，里面蜂拥着雄心勃勃的创业者。他们不再期待来自谷歌或苹果的offer，同硅谷的同龄人一样，他们要创造下一个谷歌和苹果。
只要有想法，也有一些经验，拿到投资并不是件难事。仅2014年，就有约155亿美元(约1000亿人民币)投向创业公司，除了资本，来自投资机构的专业辅导、建议、和规划也随之而来。(尽管与美国2014年共计480亿的创业投资总额相比，中国仍有比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也对创业大加鼓励——其专门设立一个规模达65亿美元(约400亿人民币)的基金支持创业公司。在经历了20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进入增长瓶颈，政-府急于寻找新的增长点。而科技创业正是最好的切入口。
于是，一股新的潮流开始在互联网及硬件圈席卷。一家叫做小米的手机制造商异军突起，一款叫做微信的社交软件迅速风靡，一个个奇迹正引领着中国科技的新航向。这些本土的科技公司懂得人群的喜好，抓得准用户的心理，再加上中国拥有基于多年为西方企业代工所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珠三角制造业生态，毗邻当前发展速度最快的印度和东南亚。所有因素的叠加让本土企业在与西方的新一轮比拼中占尽优势，正如小米的崛起，短短几年时间已跻身全球手机出货量排名第四的公司，直逼三星、苹果和华为。
一个新的硅谷诞生了，位在东半球。
第一代“寨主”
细数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0阶段兴起于90年代末：以搜索引擎、电邮、博客、门户以及阿里巴巴日渐蔓延的在线交易市场为中心。
彼时，中国急缺基础互联网工具。而早已发展起来的美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接连受阻，且对于这片新市场水土不服。这为中国公司提供了天然的机会，加之很懂互联网发展初期的网民形态，一批靠模仿起家的本土科技公司应运而生。
十年前，eBay曾试图占领中国市场，最后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对当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忽视。那时候，网络对于中国的小商家还是一新鲜事物，能熟练操作的人并不多。而阿里巴巴是怎么做的呢？马云成立了一支强悍的销售团队，教商家如何在网上买东西，于是，这把火开始在全国范围蔓延，平台商家直线上升。同时，马云基于中国普遍的信任缺失，创新了支付方式——用户把钱事先转给第三方，在收到满意的货品时再确认将钱款汇入该商家的账户。由此，平台衍生出一套自己的信誉机制。
阿里巴巴等公司一跃成为中国互联网的龙头老大，正如微软在90年代之于美国的辉煌。
移动互联网的红利
第一批“山寨”公司的成功不仅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网络基础设置，为2.0网络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2010年前后，移动互联网兴起，美团乘势杀出重围。
美团是一个基于地理位置，为用户提供周边商铺打折或优惠信息的移动端APP。公司总部的装饰耐人寻味：就像步入了热带雨林，茂密的绿植穿插在工位之间，白色的雾气不断从加湿器上方升腾出来。程序员们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各自的电脑屏幕，指尖不断传来啪啪的细碎的敲击键盘的声音。办公室显得很安静，一切如常，只有悬在程序员们头上的如四人桌大小的液晶屏上的数字在飞转，“8309”，“8310”，“8311”……这是美团当日成交量的实时播报。这个公司在过去五年时间里飞速成长，2014年在线交易额达70亿美元(约450亿人民币)，2015年预计能突破185亿美元(1200亿人民币)。
巨额交易数字背后的操盘手是一位身形瘦弱且说话细声细语的年轻人，他就是王兴，一位连续创业者，曾创办与Facebook和twitter类似的社交网络。2008年，他注意到Groupon在美国市场的崛起，认定这是一个新的机会。不过，他并不打算照搬美国这套模式。多年的创业让他发现了Groupon的一个致命点——每单扣除商家50%以上的收入，这使得商家难以为继。为了吸引客流，商家不得不咬咬牙持续烧钱，一旦停止优惠，客流量便直线下降。也就是说，靠打折招来的客户大部分是没有黏性的。
抓住了这个痛点，王兴开始发力团购，他将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如何让小商家与客户之间保持长久的联系，而非一锤子买卖”上。同时，为了让平台上所有商家赚更多的钱，他只收取交易额的5%作为佣金。
除此，他尽量延长平台的服务链条。用户不仅可以通过美团购买电影票，还可以直接在线选座位。“到了电影院，你都不用排队买票，直接去自动售卖机取票就好了，位置是提前选好的，来晚了也留着。”王兴说到。
这看似简单的服务，却为美团赢得了三分之一的电影票市场。2014年，美团10%的营收来自影院。
为什么服务经济会崛起
便捷性是中国城市白领最为看中的需求之一。这些人握着高端手机，穿着欧洲的大牌，用支付宝给出租车结账，去参加北京艺术区的DJ大趴；用大众点评预定餐厅，并使用微信的位置分享，让朋友能快找到聚会点；用美图秀秀自拍，再做做美化分享到微博和朋友圈……
服务经济几乎占据城市白领消费的半壁江山。麦肯锡数据显示，2013年，生活服务类消费占据总消费额的44%，2022年，这个数字将增至50%。即使在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休闲消费也并未萎缩，美国美林银行数据显示：2015年国庆长假的七天里，票房较上一年增长70%，境外游增长36.6%。而所有这些，包括外卖、剪发、美甲、按摩、叫车、订票等，都可以通过手机来解决。
如果说在1.0时代，网络将商品交易搬到了线上，那么2.0时代则是将服务也网络化了。如今，电子商务在中国规模庞大，而增长的天花板还远未企及。举个例子，80%的酒店预定仍在线下完成。人们对于将一切搬到网上充满了热情，这其中除了出于便捷的考虑，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网络让实体经济变得透明。
这与美国不同。
“在美国，数百年来的商业环境让公平、平等和透明深入交易的每个环节，”李开复说到，“但中国不是这样。比如房地产行业，你想要透明，绝不可能。你想买一辆二手车，对不起，这没有《消费者报告》(在美国享有盛誉，以对汽车等进行权威客观评析而著称的杂志)和拉尔夫·纳德(美国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966年9月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开启了汽车召回制度)，只有网络能砍去中间商的圈层利益，重新构建起良性的交易体系。”
交易不透明只是中国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除此，环境污染、不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城镇化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都为中国带来巨大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是因为中国的种种弊病才催生了互联网服务的飞速发展。
当然，科技创业这股掘金潮也造就了中国市场疯狂而激烈的竞争：无论什么领域，只要开了个小口，数以百计的创业者便蜂拥而入。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的竞争显得温和一些，比如，两大在线出行公司——Uber and Lyft——为争用户打得不可开交。可在中国，美团需要干掉3000多个竞争者才能坐稳这个行业。在中国，最后的赢家一定是身经百战的突围者。王兴就是那个幸存者。
如今，王兴还做起了天使投资。他投过一家叫做e代驾的公司，提供酒后驾驶服务。去年这家公司去韩国发展了。“因为首尔是这个世上醉鬼最多的城市。”王兴说着笑起来了。
硬件之国
互联网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而与之齐头并进还有另一个分支——硬件制造。
中国的硬件拥有世界上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个国家花了30年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大大小小的电子电器工厂遍布珠三角，从3人的小作坊到100度万人的富士康，生产的链条完整而丰富。在这里，新的硬件趋势总是第一时间被获悉。无论是刚研发完毕的传感器，还是元器件价格的骤然下降，消息如尘土一般，短时间内便能飞散至各个角落。
“在中国造东西比别的地儿可容易多了，” 韩铮兴奋地说到，“因为有深圳这个宝地啊。”
韩铮今年32岁，Zepp Labs的创始人，专注于一款运动追踪器的打造。这款追踪器可以追踪用户在打高尔夫或网球时挥杆的动作，连接手机后，便可以查看相关数据，并将其与专业选手的数据进行对比，以便找出改进的方向。此外，专业教练通过查看数据，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练习。
这位创始人曾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微软研究院工作。一流的公司，稳定的生活，做着可能永远都不会应用到产品上的研发，他有点乏了。辞职，做一款真正的产品，挑战风险，为自己造梦。于是，有了Zepp Labs。
Zepp Labs很快拿到150万美元(约1000万人民币)的天使投资，在软件、算法、设计等一切就绪后，接下来面临的是所有硬件创业者最难的一步，也是坑最多的地方——找工厂生产原型机以及后期量产，尤其是找到富士康这样具有多年经验，能将产品的设计进行完美打磨的厂商，难上加难。
可如今，这一步变得容易了。
Highway1是一家位于旧金山的加速器，隶属于供应链巨头PCH，它在全球挑选硬件创业者，为其匹配最好的工厂和指导，并承担其可能出现的风险，降低创业难度。
这样的加速器并非美国独有。中国自2010年第一家孵化器“新车间”成立以来，从不同角度、不同环节、不同服务帮助创业者成长的机构开始遍地开花。
在机构里，创业者们频繁碰撞，小步快跑，再结合孵化器提供的融资、市场、生产及渠道等资源，创业变得更轻了。产品开发者只需将其全部精力放在产品研发、打磨和设计上，剩下的，可以由孵化器对其进行众包。
除了加速器和孵化器，整个制造链条还在不断衍生出新的周边服务，创新地解决原有的供需真空。
韩铮的这款运动追踪器在各种资源的助推下，于2012年入驻苹果全球零售店，活跃用户超过30万。
创业圣城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硬件创业中，论起高潮，还得从京郊的几栋写字楼说起。这是小米的总部所在地。其CEO雷军曾担任金山软件董事长，作为创业者，他曾创立卓越网，作为天使投资人，他有过诸如YY这样的成功案例。2010年，他开始发力一片全新的领域，做手机操作系统，并以新的模式来卖手机，所谓的“饥饿营销”，新手机将限量供应。这让粉丝为之疯狂，网络迅速被引爆。
“我们做硬件，但我们是用软件的思维在干这个事。每周软件都会有更新。”雨果·巴拉(Hugo Barra)，小米全球战略负责人说到。在小米论坛，粉丝的参与度非常高。开发人员任何一条关于产品更新的帖子都能引发10万条热议。
事实上，小米正是通过与粉丝在网络上的频繁沟通，了解用户需求，以此打造引人惊呼的产品。小米手机几乎以成本价出售，其营收主要来自周边及附加服务，如耳机、手环、系统换肤等。最终，小米将实现以电商的方式获取利润，通过将用户牢牢圈住，让用户在平台上可以买到从衣食到机票的所有物品。
若从更大的视角去观望，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万物互联王国，从灯泡、摄像头、体重秤到电视、插线板、空气净化器等等，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通过手机APP进行控制。一旦用户买了其中的一件，处于便捷，往往会选择再买小米的产品。小米打造的是一个封闭的硬件花园，外面是一道围墙。园子里什么花都有，用户不用走出围墙去领略春光。
不过，小米并不参与这些硬件的设计和生产，这些是它的生态链企业。小米只需寻找优秀的企业，投资他们，要求他们做出苹果一样有设计感的产品。
如今，这个生态系统已经初步建成。再回头看看谷歌，物联网里值得一提的也就控温器Nest和安全摄像头，除此再没有布局了，相比小米，落后了几条街。
如今的中国已经有了跟世界一流科技公司正面交锋的底气。“苹果和三星异常焦虑。”资深业内人士Bunnie Huang说到。(三星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份额为21.4%，而同比2012年其份额为32.2%)在他看来，中国手机的增长还受益于毗邻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度。这也是为什么小米在海外扩张中首先到达的不会是美国，而是贫穷的印度。2015年第三季度，小米在印度出货量达100万台。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为国外老牌科技巨头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西方的创业者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了。他们频繁地飞往中国，在硬件或者软件加速器里面拜会当地合作伙伴，寻找代工厂。一位法国女士去年来到上海，和几位中国的程序员合作创立一家电商网站，专门售卖针对高端人群高端酒店的法国红酒。年轻的美国创业者们在位于深圳的加速器HAX里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设计的细节，这里他们可以更为方便和快速地将图纸上的产品变成活生生的原型机。中国似乎变成了一座圣城麦加，一个人们可以碰撞出火花的理想之地，正如多年前的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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