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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对私人捐助的机制需要完善，科学家愿意和企业家一起努力，探讨方案，做出世界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私人捐助科研的体系。”
12月7日，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宣布成立10亿美元基金支持脑科学研究。首批将向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亿美元，用于大脑基础生物学研究。这项计划称，将帮助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深入大脑的研究，探索大脑基础层面的运作机理，以及由于疾病和衰老而导致大脑运作失灵的原理。陈天桥表示，对人脑的研究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
用陈天桥的话来说：“我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高尚，就是要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这让我感到兴奋和快乐。”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有人说，陈天桥为人类科学的发展贡献私人财产，这种做法值得表扬。有人说，陈天桥身为中国人，在中国科研经费紧张的时候，却把钱捐给了并不差钱的美国人，有失意义。
钱该往哪儿捐？
当天上午，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仇子龙研究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首先是惊喜，企业家也对大脑科学与基础研究有兴趣，其次是惋惜。”
话音刚落，第一财经记者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一条被疯转的评论，他说：“陈天桥夫妇选择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都历史悠久的加州理工学院支持脑研究，而不是上升期的中国，是典型的错误。”
支持和反对饶毅的人立即开始站边。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反驳说：“捐助科学，说明中国企业家开始积极关注更长远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是好事。特别是他的选择，最前沿的领域——神经科学，加州理工学院，DavidAnderson教授，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当然，作为中国神经科学家，我更希望看到我们的企业家捐助国内的神经科学。”
上海科技大学的胡霁教授也强烈支持陈天桥的捐赠行为。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陈天桥酝酿这个项目已经好几年了，谈了很多家机构，据我所知，他考察国内外科研院所至少已经有3年。基础科研对科研工作者自身有竞争，但对全人类而言不存在竞争。比如中国人一直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受到美国科研进步的好处。富豪关注科研是好事，陈天桥有超越大多数中国富人的科研视野和追求，这是纯粹的慈善，值得鼓励。”
而在仇子龙看来，在中国科研实力完全能够达到国际顶尖水平的前提之下，钱捐助给中国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
他认为，我国的神经科学起步晚，总体实力不及发达国家，但最近10余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也建立和发展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机构。比如由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蒲慕明先生领衔的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北大清华的麦戈文脑研究所，浙江大学医学部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脑研究院等研究机构都已具有世界一流脑科学研究的实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国内现在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大都在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经过严格科研训练，完全能够达到国际水平，而且他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更需要资助。因此如果陈天桥把钱捐给中国，从推动人类科学发展事业的角度来说一定会取得同样的效果。
“陈天桥的捐款是私人行为，我们道理上不应妄加评论，但是我们衷心希望这件事能够成为一个引子，为中国健全国内的资助体系、完善管理透明提供契机。仇子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要知道1亿美元对于美国可能不算什么，对中国科研界来讲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们中科院的每一个课题组每年的科研花费大概不会超过200万元人民币，50万~100万元的资助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陈椰林研究员表示同意仇子龙的看法：“我为陈天桥捐助神经科学点赞！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美国神经科学研究的盘子已经太大，1亿美元带来的改变其实非常有限，只有一时的新闻效应。而中国则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初期，属于潜力股，资金在这种阶段的投入显然更容易带来长远的改变。我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一定能赶上美国的水平。放眼未来，捐助美国不如押宝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再说我们本来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
仇子龙预测，如今的70后科研人员，回国10年后完全能超过留在国外的同龄人，而且政府和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正加大投入，吸引着大批80后优秀科研人员回国。“有基础人才，资本才愿意投。”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讨论中也有持中立态度的科学家。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薛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富人的捐款，不能追加道德的约束，尤其是这样的捐款是为了促进全人类科学的，捐给加州理工学院本身是好事。陈天桥的这些钱如果投到中国可能格局可以做得更大，与此同时不确定性也会更多。我们更应该自省，国内有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欠缺阻碍这类科研捐赠。”
捐助体制需破藩篱
虽然大部分科学家同意目前的脑神经基础研究中国具有赶超美国之势，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陈天桥之所以把钱用来支持美国的脑科学研究，而不是中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有良好的捐助传统，有完善的捐赠体制，为私人捐助者进入科研领域提供机会。
中科院上海神经所副所长王佐仁研究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根据饶毅曾经提供的数据，美国国家每年投入神经科学研究的资金是50亿美元，中国是2亿美元，只有美国的4%。这还没算美国私人基金投给科研的钱，如果加上差距更大。这就让中国吸引私人捐款更加迫在眉睫。中国科学家也在从自身开始反省。”
重庆脑科学协同中心谌小维也补充道：“中国的基础科研全靠政府资助。比如最近重庆市启动脑计划，市财政勒紧裤腰带，才投入1000万元，这对于目前飞速发展的研究团队规模，真是杯水车薪。企业家应该和政府一道积极参与到推动中国前沿科学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去。”
曾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干细胞研究中心工作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晓群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内现状是科研资助大多都来自政府，私人的钱很少有途径进入科研领域，应该更多地鼓励国内捐赠，并建立健全机制。”
就美国私人捐赠科研的传统，第一财经记者还特地咨询了著名美国脑科学研究所冷泉港（ColdSpringHarborLab，CSHL）神经科学主席AnthonyZador。Zador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为什么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得到了这项捐赠，很显然美国大学接受私人慈善捐款的历史更为悠久。即便是科学非常发达的欧洲也很难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捐款。当然英国除外，近20年来，英国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捐助的渠道和传统。”
他补充道：“我必须要说，美国人比中国人更需要私人捐助。虽然这看上去很讽刺，但是要知道中国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是巨额的，但是美国政府（尤其是共和党）根本不会在科研上投钱。过去10年中国在科研经费上的支出增长是显著的，而美国几乎停滞。”他同时介绍称，陈天桥的这项捐赠看似是捐给DavidAnderson教授的，其实根本目的是用来支持脑移植专家RichardAndersen。
由此，仇子龙抛出了一个问题：“我的设想是能不能在国内成立一个相关的基金，或者挂靠在某个机构下，用于吸收民间资金资助，并由国内外优秀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参考国外的模式，科研项目组可以拿这些资助从事神经科学研究，尤其是资助青年人，但是必须每隔几年定期接受专家委员会的审核，如果无法给出满意的研究成果，就自动淘汰。”
仇子龙所说的国外经验，特别指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TheHowardHughesMedicalInstitute，HHMI）。该研究所是美国一个非营利性的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全美规模最大的私人资金资助生物和医学研究的组织之一。成立至今为止，能够进入的华人研究员不超过10位。
王立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国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InstituteforBiologicalStudies）和艾伦脑研究所（AllenInstituteforBrainScience）都是国外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借鉴。”
谌小维教授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称：“除了美国，在其他国家，比如德国、以色列等都有大量的私人基金会捐助神经科学。而我国的现行制度很难成立独立的基金会，校友会基本代替了基金会的作用，成为目前接收企业或私人捐助的主要途径。”谌小维教授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其博士期间的工作很大部分由Friedrich-SchiedelStiftung基金会捐助完成。
仇子龙对记者表示，他曾接触过上海市福利基金会下属的雨人公益基金等针对自闭症儿童的资助机构，他认为民间的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成立相关的基金会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没有参考的模式而已。
仇子龙呼吁尽快建立起中国的私人捐赠渠道。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今中国脑神经科学家是国内朝气蓬勃的一代，完全有能力把私人的钱用好，把钱用好是科研团队成熟的表现。除了国家层面税务的问题，科学家群体自己也要努力，把国内科研体制欠缺的地方补足，对自己负责，加上第三方公开透明的监督，是可以做出一个私人捐助的基金会的。”
中国科学家“走出去”
科学家们认同中国的研究机构吸引不到私人捐助的一些原因：包括国家没有税收鼓励、大学也没有足够诚意、财务制度不够透明等。但他们同时从自身反省：“我们有没有做出最好的研究？有没有尽到科学传播以及和公众交流科学的责任？”
对于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科学界对科普的重视程度不够。
王晓群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还是需要正确看待陈天桥的捐款，反思中国科研界自身的制度和体制，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与途径。相比美国的科学家，国内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能力较弱，科普能力不如国外。在国外，医学院会有一套专业的公共关系培训课程，都是为了系统地培训如何去和公众沟通的能力。”
胡霁表示：“中国年轻科学家如果拿到资助，做出来的研究一定不会比美国人差。但是我们很难让普通人了解自己在干什么。在国外拿了NSF（国家自然基金会）的钱，有义务一定要去科普的。”
“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其实是在拿纳税人的钱做研究。如果能够扩大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长远来看，捐款的资金池会更大。老百姓的小额捐助，也可以积少成多，国外有些私人的基金，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募资，然后再去支持科学家。”胡霁补充道。
科学家不仅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更要学会与企业家沟通，并且了解企业家在想什么。仇子龙举了一个切身实例，在一个私人聚会的非正式场合，某院士问企业家：“你那么有钱，为什么不投给我们做科研呢？”企业家说：“我们要收益，所以还没考虑过投资科研。”院士说：“你投给我们长期有收益，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企业家说：“长期就不叫收益了，是慈善，也可以叫回报社会。”
仇子龙说当时他的感触特别深。“科学家要明白企业家想什么，他们捐款可能一部分是投资，另一部分钱是回报社会，是慈善，但是慈善也是要有目标的。”仇子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因此沟通的能力中国科学家一定要好好学习，需要与时俱进，更善于与不同领域的领袖沟通。”
陈椰林表示同意：“前一段时间与企业家聊天，他们对生命科学的兴趣特别大。只是平时没有途径去了解。我们做科学不能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是要去交流与科普的。王立铭教授经常做科普，他已经成了‘网红’，是我们的榜样。”
对于未来，科学家们纷纷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谌小维表示：“说到慈善，过去捐款建校舍、建教学楼都是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借鉴，比如逸夫楼。将来我们期盼捐款不仅仅是建教学楼，也可以捐到前沿基础研究，让天桥神经科学中心、马云脑科学院等开满祖国大地。”
“陈天桥的出现，对很多科学家来说，是让他们看到了资本市场对于科研的重视，是积极的。”王立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最近几年，国内的基础研究飞速发展，很多年轻科学家也迅速成长起来，同时因为陈天桥这样的人开始出现，不管是科学方面的交流还是科研资助，我们都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期。”
谌小维介绍称，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把眼光放长远，如果建立世界级的科研机构，那么势必带动周边的服务业和房价。“例如佛罗里达为了拉动房价，和世界著名的基础科研机构德国马普学会合作建立了神经科学所。当然这不是说让科研成为企业家炒作市场的手段。”他表示。
王晓群介绍称：“美国公立大学如何接受私人捐助，都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值得借鉴。比如UCSF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所每年都会举办募捐晚宴，并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吸引愿意资助的富人来参加。这是国外的优势。在国内，宣传形式很复杂，一直没有建立起合适的体制和组织形式。比如怎么吸引富人来和科学家沟通，这都是问题。
仇子龙最后总结道：“中国目前对私人捐助的机制需要完善，科学家愿意和企业家一起努力，探讨方案，做出世界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私人捐助科研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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