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倒计时已开始，重压之下华为的抗美487天

距离美国对华为禁令全面生效，已不到12小时。

如无意外，9月15日后，台积电、三星、海力士等厂商将无法继续为华为供货，且今日官宣的NVIDIA（美国半导体公司）收购ARM，更是让华为海思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从2019年5月15日（美国当地时间）第一道禁令开始，“求生存”成为了华为的主题词，在风险和压力之下度过487天。

一场无炮火声的战役即将拉开，其残酷程度不亚于直接的兵刃相接。

禁令生效的可能性后果，各方已有猜测——海思受困、华为手机无“芯”可用、手机业务剥离、营利“大头”消费者业务受重创······对华为而言，这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难关。

在断供之日到来的数天前，华为在松山湖基地举办了2020开发者大会活动。经过海思办公区时，路上的人、周遭的环境，一切都很平静。

这样的平静，是无畏于禁令受限的信心满满，还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答案尚未明晰。

在极具挑战性的一年多的时间中，华为发生了什么，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对于即将到来的未知性，华为又该如何自处？

危机

一道禁令，锁上第一道门。

2019年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名为“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将华为公司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这意味着，美国公司不得不先从美国政府获得许可证，才能向华为出售技术产品。

这一行政命令的签署，是意外，也在意料之中。

意外的是，在全球化的21世纪，美国竟会做出拒绝开放合作的决定；而所谓意料之中，是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的制裁，早在2018年就已初现端倪。

反对华为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签约，禁止华为手机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政客多次表示华为手机留“后门”并窃取用户数据，呼吁盟友禁用华为设备；

8月签署《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政府和政府承包商使用华为和中兴的部分技术；

·······

突如其来的禁令下发，当时的华为并无准备。

“我记得去年的5月16号，我们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时候，是一片手忙脚乱，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华为员工进行沟通、澄清和理解。”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华为分析师大会上如此描述。

行政命令颁布后，多家美国企业遵守了其政府宣布的法律和规范，既包括提供软件服务的Google，也涵盖了Intel、高通、赛灵思（Xilinx）、博通（Broadcom）美光、英伟达等美国芯片厂商。

这对华为手机来说，无疑是软硬件层面的双重打击。

华为每年会采购价值约700亿美元的零部件，其中约110亿美元支付给美国芯片供应商，包含了高通、英特尔和美光等。

另一方面，作为Google安卓阵营的核心成员之一，华为海外市场发售的智能手机都会预装GMS。禁令之后，除了通过开放代码源许可公开获取的服务，华为与Google之间的一切业务往来宣告停止；当然，包括GMS在内。

GMS的缺位，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华为海外移动设备的销量：

从全球市场来看，调研机构IDC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华为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为4900万部，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7.1%；

西欧市场影响更甚，调研机构Canalys数据显示，2020年Q1，华为在西欧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下滑了高达40%。

美国对华为的制约，将后者推到了中美贸易战的“风口浪尖”之上。一家企业与一个国家之间的博弈和较量，显然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战时状态已然响起，华为不得不乘风破浪。

士气

开战之前，军心要稳。

政令颁布第三天，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时就进行了表态，强调华为没有做任何违法行为。

任正非表示，即使高通和其他美国供应商不向华为出售芯片，华为也没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面对美国单方面的制裁，华为的态度也尽显强硬——

我们不会像中兴通讯那样，在美国的要求下改变我们的管理，也不会接受监管。

禁令当前，领军人物的发话，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除了最初的发声，一向低调行事的任正非此后的几个月里也频频接受外媒采访；对外表态，对内维稳。

行政命令发布后次月，2019年6月17日，任正非与来自美国的思想家GeorgeGilder（《福布斯》知名撰稿人）和NicholasNegroponte（《连线》杂志专栏作家）进行了一番对谈。

任正非更新了对美国禁令的看法，承认了之前所做准备的不充分——我们是做了一些准备，就像我们的烂飞机一样，我们只保护了心脏，只保护了油箱，没有保护其它次要的部件。

任正非认为，华为未来两年会减产，估计会下降300亿美金，销售收入都会在1000亿美元左右，到 2021年可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重新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

2019年8月20日，任正非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在华为心声社区发布，这距离禁令颁布已过去三个月。

任正非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华为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

基于行政命令带来的影响，华为开始将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做主力产品，砍掉近46%的部门，将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转至主产品线。用任正非的话说，在禁令之下，主产品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行政命令发布后的第四个月，任正非接受了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采访。

对美国打击华为之举的态度，任正非一如既往的坚定。他表示，华为本身一直就是伤痕累累，也不怕被再打击一下。

但同时，任正非也深知情况危急。

现在我们要补美国实体清单给我们造成的创伤和洞，这是当务之急，而不是想去做其他什么事情。我们就像这架破飞机一样，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了，必须要把洞补好，否则就飞不回来了。

一纸行政命令，揭露出华为产业链的“漏洞”，正如任正非所言，当务之急是补洞。

补洞

应对之道，更在乎做。

美国行政命令颁布的第二天，2019年5月17日，华为下属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总裁何庭波发布了一封内部信。

信中称，海思将启用“备胎”计划——“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

不仅如此，华为也在寻求着其它解决方案。尽管无法与 Intel、高通、英伟达等美国公司合作，但华为还能从韩国的三星、中国台湾联发科、中国展讯购买芯片。

也就是说，虽然受禁令影响华为麒麟芯片难以生产，但暂不影响第三方芯片设计企业向华为提供标准产品。

另一方面，华为也在加快推出自研的鸿蒙系统，在2019年5月-7月间，不断有鸿蒙系统的相关信息在媒体中曝光。

直到2019年8月9日举办的开发者大会，华为正式推出了鸿蒙系统；这一时间，距离禁令颁布仅过去三个月不到。

与鸿蒙一起亮相的，还有华为HMS；以此弥补智能手机中无法继续使用GoogleGMS之难。

做一个操作系统的技术难度不大，难度大的是生态。

任正非曾坦言。

显然，对于鸿蒙系统与HMS这两个“新生儿”，华为有着清醒的认知。面对禁令，华为能够推出鸿蒙OS、HMS填补漏洞，但生态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师。

数字最为直接的比较——

Google的GMS承载了全球数百万的各种各样的App，而HMS只有9.6万；

Google Search、Chrome、Gmail、YouTube、Google Drive等已经覆盖了全球超过10亿月活跃用户，但这些应用并无法在HMS的商店中上架。

与GMS相比，HMS还过于弱小，仅仅能够在GMS缺位的情况下扮演替代者的角色，但尚且不足以打动消费者。

但庆幸的是，华为已经开始迈出应战的第一步。

禁令颁布后第五个月，华为首次公布了前三季度业绩，即使承压，但所受影响并不大。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华为实现销售收入610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4.4%。其中，消费者业务中的华为智能手机业务前三季度发货量超过1.85亿台，同比增长26%。

不过，这并不代表华为不受禁令影响。

业绩报告解释称，手机业务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华为在海外市场推出的一系列优惠措施，并承诺如果Google应用在购买后的两年内停止运行，将向用户全额退款。

另外，在海外市场，Google发出警告，不允许用户将其应用安装到华为新手机上，指出非本地安装的Google应用可能会损害用户安全。

一面受禁令紧逼，一面是拼命抢救，华为这架飞机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一直在“补飞机洞”。

绝境

暴风雨再次来临。

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官方连发两条关于华为的消息：

一是宣布实体名单上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非美国分支机构的现有临时通用许可证（TGL）授权期限延长90天。

二是将严格限制华为使用美国的技术、软件设计和制造半导体芯片。

无疑，禁令的更新进一步对华为实施出口管控和技术封锁。而就在第二轮禁令颁布的三个月后，美国政府再次发布新禁令。

在2020年8月17日发布的修订版禁令中，BIS新增了数条细则，比如基于美国软件和技术的产品不能用以制造或开发任何华为子公司（实体名单内）所生产、购买或订购的零部件、组件或设备。

同时，实体清单列表中还新增了38个华为子公司。截至于此，被列入美国“实体名单”的华为子公司总数已达152家。

不难看出，新禁令剑指了华为为了绕过旧禁令寻求非美企第二供应商之举，更进一步封锁了华为获得芯片的可能性。

此时的华为，可以说被逼到了悬崖边上，而最为直接的结果表现，可能就是华为手机无“芯”可用。

在8月7日举行的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年峰会上，余承东承认麒麟芯片可能绝版。他表示：

很遗憾，由于第二轮制裁的来临，我们芯片的订单只接受了9月15号之前的，所以，今年可能是麒麟高端芯片发展的最后一代。

同时，余承东表示由于第二轮芯片制裁导致部分产品无法生产。因此今年的发货量有可能比去年的数量还要少，会低于2.4亿台。

且这样的缺货境况，还将继续下去。

在去年初次被制裁之时，华为快速推出了鸿蒙OS和HMS以应对软件技术层面的制约，但对于芯片制裁，目前仍是一大障碍，且难以解决。

在芯片里的探索，过去华为十几年从严重落后，到比较落后，到有点落后，到赶上来，到领先，再到现在被封杀，我们投入了极大的研发，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但是在半导体制造方面，华为没有参与。

余承东坦言。

虽然后续有消息称华为已启动意在规避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同时加速推进笔记本、智慧屏业务的“南泥湾”新项目，以及准备建设一条完全没有美国技术的45nm芯片生产线的“塔山项目”，但这些项目，也都尚且处于传闻层面。

再者，对于与美企无关的三星、SK 海力士，据《朝鲜日报》9月8日报道，这两家韩国芯片厂商也决定将于9月15日起断供华为。

当下，据产业链最新消息，台积电、联发科、索尼、三星等厂商已经开始陆续交货为华为生产的最后一批芯片，而9月15日之后，这些厂商将不再为华为代工。

华为的芯片境况，不容乐观。

“危”OR“机”

当下的困境、未来的不确定性，由于美国政令带来的难题始终环绕着华为，其各方面业务也受到了相应影响。

以频频受到制裁的华为海思为例，据Digitimes报道，美国不断加剧的贸易制裁正在将海思逼到边缘，许多工程师已经离开了华为IC设计部门在中国台湾的团队。

不过，对于制裁的态度，华为不是没有答案。

在第二轮禁令颁布的次日，5月16日，华为在心声社区发文表示——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回头看，崎岖坎坷；向前看，永不言弃。

后半句，正是华为给出的答案。

在华为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制裁，是危机，同样也是机会。

2020年9月2日，距离芯片政令生效仅有13天，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了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新员工座谈的会议纪要《不要浪费一场危机的机会》。

郭平表示，美国给华为制造了危机，也给每一个人创造了机会。

同样的话语，在9月10日的开发者大会会后采访中，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成录也再次进行了表述——

因为芯片问题反而给了企业反思，没有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限制反而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危、机并存。

“危”的一面无需赘述，但“机”又何在？

王成录表示，去年美国宣布制裁以后，华为发布的首款旗舰手机器件国产率不到30%，而今年发布的P40旗舰机，器件国产率已超过86%。

在被制裁的487天中举办的两届开发者大会中，华为已完成从推出鸿蒙OS、HMS到迭代至鸿蒙OS2.0，HMS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移动应用生态的转变。

按照C114通信网副主编蒋均牧的说法，在软件这个层面，华为消费者业务已经不被卡脖子了。

在芯片层面，郭平表示，会继续保持对海思的投资，同时会帮助前端的伙伴完善和建立自己的能力，相信若干年后会有一个更强大的海思。

芯片这一劫数，渡得过是“机”，过不了则“危”。

禁令生效之时在一分一秒地逼近，而华为，依然还受困于其中。

但幸运的是，华为并非无路可走。

余承东在开发者大会上所说的“没有人能够熄灭满天星光，每一位开发者，都是华为要汇聚的星星之火”在社交媒体中刷屏。

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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