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电子产业发展史-电子发烧友网

诞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对于其先进工业往往有着严密的保护，也会有意无意卡后进国家的脖子。

以巴西为例，巴西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扶持民族工业，结果不久后，国内就发生了政变，亲美派上台，随之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开放本国市场，并大幅提高服务业占比。60年代初，外资控制了巴西90%的汽车制造业、70%的机床制造业[1]。

这种“强行去工业化”几乎发生在每一个拉美国家，导致原本经济基础好、受战争影响较小的拉美地区，被永久地钉在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再无力冲击高端产业。

但同一时间，饱受战争摧残的东亚，却开始迅速崛起，在电子产业中实现了赶英超美，而且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建制化突破、互亏式发展。

建制化突破：目前，东亚地区不但生产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还在电子元件生产领域占到了绝对优势。而在四大泛半导体领域（芯片、面板、LED、光伏），东亚的产能几乎就代表着整个世界。

同时，东亚地区还诞生了大批世界级消费电子品牌，从80年代的索尼松下、到2000年后的三星电子、华硕、HTC、到如今的HVOM。东亚几国“成建制”地实现了突围。

互亏式发展：不同于中东国家建立欧佩克哄抬石油价格，欧洲国家携手保护飞机、汽车价格。东亚几国在面板、存储芯片、半导体代工等领域的对决异常激烈。这种互亏式发展有三个显著特点，在DRAM 存储芯片体现的淋漓尽致：

（1）市场规模很长时间内，都有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增产不增收。从1994年韩国在DRAM技术上追平日本开始，DRAM芯片产能急剧扩大，但市场规模在长达20年内都没有扩大，甚至多次萎缩，原因就是惨烈的价格战。

1991-2016年 DRAM市场规模

（2）频繁爆发价格战。比如从1994年开始，日韩之间不到10年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DRAM价格战，多次出现“生产一片亏损一片”的局面。

（3）高昂的投资，导致没有玩家愿意接受退出，只能选择死磕。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三星以单季度亏损6700亿韩元的代价向中国台湾的DRAM厂商发动价格战，当地厂商仓促之下被迫应战，最终导致7年近一万亿新台币的投资付诸东流。

总体收益不增长、竞争者内向求生，失败者不允许退出，这种局面套用一个时髦的词就是内卷：

宁愿亏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

东亚地区产能的霸权，却带不来定价的霸权。这背后其实是泛摩尔定律给东亚这个工业追赶者留下的后门和陷阱。而内卷的终局会走向哪里？本文将从五个角度进行探索：

1.摩尔定律：追赶者的后门

2.内卷之路：契约内的血酬

3.何处破壁：赌国运的决断

4.赛道争夺：新东亚的出口

5.产业对决：挑战者的使命

以下进入正文。

摩尔定律：追赶者的后门

所有后发工业国都会面临一个难题：很难进入巨额利润产业，对领先者实现超越。

如果观察世界各国出口强劲且毛利颇高的产业，比如美国的飞机、能源、汽车，德国出口的汽车、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以及法国出口的飞机、汽车、制药，会发现这些出口王牌，都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渐进式创新，核心技术早已成熟、每一个微小创新都需要长期的工艺、数据积累。二是依赖基础科研，如材料学、物理学等，但基础领域的技术成长曲线非常缓慢。三是供应链固化，零部件藕合度高、供应商关系紧密，外部供应链打入极难。

总结起来就是，领跑者圈子文化、强者恒强，后来者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而如果不能进入这种高利润行业，却又非要强行工业化的话，就又会陷入一个发展陷阱：

强行工业化---进口外国工业设备---制成品没有竞争力无法出口----外债高筑---遭遇经济周期打击---汇率崩盘---丧失融资能力---失去继续工业化资金---结束工业化进程。

大量踏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实是在不断演绎这个剧本。比如巴西1980年代，推出了“5年投资372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超过一半资金是举借外债。但由于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弱，出口卖得并不好，最终功亏一篑。

这种刀剑舐血式的经济发展，遭遇危机不堪一击的状况，成为了经济学领域中“桑巴效应”这个名词。紧随其后的还有“龙舌兰效应”、“探戈效应”，洋溢着一派拉美风情。

既有工业先进国的打压，又有强行工业化陷阱，后发国似乎很无望。直到摩尔定律，在电子产业上打开了个“后门”，即芯片上的晶体管密度每隔18个月就翻一番。

如果其他行业也能用上摩尔定律，那么航天飞机的速度早就提升到300倍光速了。但绝大多数行业都由能量守恒的物理定律支配。摩尔定律则是产业的人为约定。

半导体的研发得益于材料更改、工艺提升、电子效应等物理属性，其效率会呈现指数级改变，因而，摩尔定律大行其道。而在面板、LED、光伏等泛半导体领域，也存在成本、效能指数级下降的状况：

面板有京东方的“王氏定律”，每三年价格降50%；LED有“海兹定律”，价格每10年将为1/10、输出流明增加20倍；光伏领域，过去十年发电成本下降了82%，平均下来每年下降16%。

在摩尔定律的拉扯下，终端性能爆炸式的提升，让任何领先者都无从保持优势。保持优势。即使是苹果、三星这种绝对巨头，也一直面临竞争压力，一年一更新都会被对手嘲笑技术落后。如果领先者稍有懈怠，就会被追赶者一把赶上，这在汽车、航空、医疗等领域是无法想象的。

摩尔定律的另一面是产能的指数增长，这意味着早期投资难以积累起规模优势。后进者的新工艺新设备，反而可以形成产能优势。而先进者的落后设备，反过来变成了累赘。

面板领域，先发者积累的产能并未形成优势

1994年，日本液晶面板产量占到全球的95%，但这些产能大部分都是1、2代线。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并未升级产线，结果2年后，就被猛砸3代线的韩国超越。而2003年到2007年间，台湾地区大举引入5代线，年产量4年增长了8.5倍，最终超过了韩国。

2009年之后，大陆加入战局，把投资焦聚在高世代的8.5代线、甚至10.5代。最终在2018年一举超过了韩厂，并在2020年生产了世界上几乎一半的面板，实现了后发者的胜利。

正是摩尔定律的存在，给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赶英超美的窗口和希望，也造就了大名鼎鼎的“东亚模式”。如今，电子产业占东亚地区总出口额的3成以上。相比之下，欧美国家中只有美国的电子产业出口占比超过10%，英法德平均下来甚至低于5%。

然而，摩尔定律带来的除了东亚电子产业的腾飞，也留下了一个陷阱。

内卷之路：契约内的血酬

电子产业既没有被印度、南美抓住，也没有被欧美强行留给自己，而之所以成为东亚的盛宴，有其必然性：这是一个对劳动力和资本消耗的无尽赛道。而只有东亚国家，符合这个赛道的全部要求。

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有着非常鲜明的独特性：除了打造品牌和操作系统以外，电子产品的组装和模组生产，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青年劳动力，而且是可以机械化生产、军事化管理的劳动力。

毕竟，一条手机组装产线少说也有五六十道工序，需要将近70个工人流水完成。而手机里的模组拼接就更难了，比如摄像头的组装在无尘洁净室中进行，以确保相机不落灰尘影响拍照效果，这就对工人操作要求非常高，需要正规的培训、以及严谨负责的态度。

作为苹果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设有36个工厂，其中有6家工厂专门组装苹果手机等产品，这6家工厂就有员工近80万人。根据库克的描述，在中国，哪怕是午夜，一个电话就能调动数以万计的工人。

在欧美国家，没有哪家企业敢以这种强度消耗劳动力。而在中东和南美，也找不到这么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两地人口之和也不及中国多，并且分散在四倍于东亚的广袤土地上，唯一能提供电子产业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基本上只有东亚和南亚。

而资本方面，高代际产线需要的钱越来越多，单个晶圆厂投资成本最高已经达到百亿美金，而且还需要持续投资。以台积电为例，2019年收入340亿美元，净利润117亿美元，但当年资本开支也高达152亿美元，也就是说赚的钱转手就去买设备了。这种规模的投资，只有东亚国家和地区能负担。

总结下来，这种超级重资产的生意，和高回报的互联网、稳定赚钱的飞机汽车相比，欧美不屑一顾。而南美、印度玩不起，劳动力密集、储蓄率高、政府财政投资意愿强的东亚，最终成为摩尔定律的战场。

那么在东亚国家卷的飞起的同时，欧美国家在做什么呢？

首先是给东亚竞争的双方卖“军火”、赚生产端的利润。东亚电子公司互相竞争基本是靠买高级设备。做面板、半导体代工，竞争压力大，甚至不赚钱，但卖设备的美国应用材料、泛林电子等公司利润却蒸蒸日上。

另外则是造生态、收割消费端的利润。在台湾地区生产全球笔记本电脑的时代，美国选择了打造windows和x86生态，“系统+CPU”的Wintel联盟收割了电脑产业绝大部分利润。一台电脑5000元，联想和华硕只能赚上100多元；单价1000-2000元的CPU，英特尔可以赚上一半的利润；而边际成本接近0的操作系统，微软则卖到1000多元。

随后，日本索尼、韩国三星、中国台湾的和硕、大陆的联想，以及新兴的华为、小米，杀得越狠，Wintel越稳。

移动时代，安卓+Arm的新组合，躺赚着看三星华为等一干品牌激烈竞争。苹果生态链也如此，2019年，中国Apple Store上的苹果抽成收入高达200亿美元，相当于5个富士康或30个立讯精密的利润。

东亚企业电子淘金热时，欧美牛仔们就悠然做着卖水人。而且垄断性越来越强，边际成本越来越低。这种躺赚的状态，保证了欧美企业把精力放在基础理论研发等领域，壁垒反而越来越高。

2015年，美国企业投资了全部基础研究费用里的28%，英国企业则是约23%，而中国的企业即使在近几年快速增长后，到2019年也才不过3%。

东亚地区虽然也做出了大量创新，但却基本集中在工艺提升上，一旦技术路线改变，大量经验就难以复用。

企业是由人构成的，欧美和东亚企业命运的不同，也造就了职员不同的生存状态。在中国职场，“35岁之后怎么办”是所有高级职员的终极之问。而同样的话题在欧美却是匪夷所思，公司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老专家，怎么会在黄金年龄开除？

东亚终于看到了摩尔定律契约的反面：血酬。在工作时长上，东亚国家一骑绝尘，最热衷于发动价格战的韩国，工作时长一度达到恐怖的3000小时，是德国工作时长两倍多，巅峰时期的韩国，更是达到了全民996的地步。

1953-2017年，平均年工作时长

这种献祭式的追赶，让韩国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江汉奇迹，也创造了全球倒数第二的生育率，韩国急速冲向老龄化。而日本、中国的老龄化也日渐令人担忧。

1960到2015年，韩国的生育率变化

在这个人口最稠密、最喜欢储蓄的东亚地区，大众把时间、精力、身心，甚至“多子多福”的国民性都拿了出来，创造出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也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内卷地。

何处破壁：赌国运的决断

对于困境，东亚玩家们并不是没有体会，也一直在寻找破局路径：韩国采用了“极致内卷”、中国台湾采用了“金牌管家”、日本采用了“据险扼守”等不同策略。

内卷存在，是因为有无穷无尽的追赶者，不断拉低利润。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最残酷的战斗，彻底把对手消灭，也震慑追赶者们不敢再来，从而终结内卷呢？

于是，韩国选择了发动高烈度，赌博式的竞争来消灭对手。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卷到死，让对手无路可卷。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金融体系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少国民甚至把金银首饰捐给国家补充外汇。但同时期的三星依然继续加码投钱，扩产面板和内存芯片，可谓“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在三星眼里，危机就是消灭对手的良机，减产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减产。

日本面板产业率先被三星斩落马下，随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存储芯片也被打的奄奄一息，行业内只剩下了相对佛系的美国美光和韩国三星、海力士。拿下内卷短暂胜利的韩国厂商，年利润一度高达400亿美元。

然而，极致内卷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大财阀对国家经济的绑架越来越紧，死亡、税收和三星，是韩国人一辈子都避不开的事务。而一家企业大到如此，社会体系要想健康，也就无从可谈了。更加尴尬的是，随着中国大陆这个巨型玩家进场，三星前面的投入都像是九牛一毛。

相比拼命三郎般的韩国，中国台湾考虑到地缘政治和岛内状况，选择成为“金牌管家”。和产业各巨头做捆绑、为各巨头做代工，老大有口肉，自己跟着喝口汤。

台湾的IT教父施振荣曾经评价说：台湾是世界的朋友，三星是世界的敌人。因此，施振荣提出了制造业微笑曲线，创造了宏碁(Acer)品牌后，又创立纬创干起了代工的活。

除了生产iPhone的富士康、台湾的5大电脑企业（仁宝、广达、联宝、英业达、纬创）生产了80%以上的电脑，随后贴上惠普、戴尔、联想的logo销往全球。即使是在芯片制造顶端的台积电，也是从服务美国芯片公司起家、服务苹果等公司壮大，绝不和客户抢生意。

“管家”的战略，对于一家企业而言，也许最优策略，但如果一个地区集体甘当打工仔，就未必是幸事了。

当年，台湾手机品牌独苗HTC被三星击败，直接导致台湾产业链失去了自我升级的主动权，只能把全岛希望寄托在苹果身上。但苹果不会用联发科的芯片，触控屏、镜头等业务也陆续转移到了大陆。

比起韩国和台湾地区，日本放弃了激烈竞争，选择佛系做研发，卡住一些市场小但绕不开的产业关键位置。

比如在电子被动元件领域，日系公司是绝对霸主。村田和TDK两家就占据全球近80%份额，收入过百亿美元。而半导体材料领域，日本也占据了6成以上份额。19种主要材料中，日本有14种市占率超过50%。最新一代EUV光刻胶领域，日本的3家企业申请了行业80%以上的专利。

与此同时，日本在精密仪器、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不俗成绩。日本东京电子、Cannontokki等设备公司都陆续崛起，打破了欧美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垄断。

日本之所以可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三个优势：首先和韩台相比，有汽车这张硬牌，拥有产业腾挪的空间；其次，日本人崇尚的“工匠精神”，可以确保他们在材料领域深耕细作。另外，日本基础学科也很扎实，16个诺贝尔奖得主中，有6个属于化学领域。

但日本的转型依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论是材料、还是设备，合计也不过是一千多亿美元的市场，和电子产业相比并不算大。而曾经风靡世界的日本品牌，几乎遭到了全方位的打击，消费电子的八大金刚，除了索尼以外，都逐步从消费者视野中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苹果、中国的华为。

韩国和同行死磕、中国台湾“找大哥”、日本佛系“退守”，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都没有冲破美国的篱笆，没有拿出真正和美国较量的产业利器。而中国要想真正实现突围，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和美国核心赛道正面对决。

赛道争夺：新东亚的出口

美国的核心赛道有两个：下游大利润赛道和上游卡脖子赛道。

东亚生产了绝大多数的终端产品和零部件，但这些电子产品组成的信息科技产业里，美国的IT公司足足占据了整个行业70%以上的市值。这意味着电子产业改变世界的收益，还是被技术发源地美国赚到了自己手中。

虽然硬件自主化是国家命脉，但赚钱效率确实不如互联网。全球市值最大的10个企业中，互联网占据了6个半（苹果算半个）。而即使在美国，所有半导体上市公司市值之和，也不及半个苹果。这个现象正是美国的典型策略：

放弃中游的重资本、重人力，在下游应用领域收割大量利润，随后补贴上游的研发环节，上游卡脖子，下游赚大钱。

通俗点说，这就是美版“贸工技”。然而，这个模式行得通的基础在于，美国常年雄踞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又拥有全球通行的文化影响力，因而美国在攫取消费端利润的效率远超其他国家。

纵观全球来看，中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下游市场复制美国的国家。2019年，中国整体消费市场规模超过41万亿人民币，接近6万亿美元，和美国6.23万亿美元相比，只有不到5%的差距。预计到2020年，中国就可能超越美国，坐上其雄踞大半个世纪的全球最大消费品市场的王座。

而当庞大市场的利润源源不断输入到中国科技企业后，他们就可以攻坚上游科技。

比如阿里巴巴，在电商利润的反哺下，打造出了自研操作系统的云计算体系。华为，也正是在通信设备和手机上赚到了钱，才有能力在10年投入了6000亿元，进行5G、海思芯片研发。腾讯也有三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还投入10亿来设立“科学探索奖”奖励基础科学研究，举办腾讯科学WE大会、腾讯科学周。

这些推动科研的举措，无疑都建立在公司丰厚的现金流基础上。而中国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出海发展。最为耀眼的自然是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短短2年时间，单美国业务就做到了500亿美金的估值，相当于中国大陆本土最大的电子代工厂立讯精密，创业十几年、雇佣13万员工的市值。

而事实上，新兴电子和IT技术应用市场，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了“中美双头格局”。2020年胡润独角兽报告称，世界前586个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科技新兴企业（又称独角兽）里，有227个来自中国，233个来自美国。而这些独角兽，高度集中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软件服务、共享经济等ICT技术的应用端。

不同于韩日和中国台湾的“躲避”，中国大陆在应用端紧紧咬着美国企业。而中国互联网的出海，也显然挑战了美国互联网的垄断，导致美国“下游支撑上游的大循环”的根基出现了松动。最终，美国放弃自由主义，用禁令用“卡脖子”来遏制华为，甚至总统亲自下场指挥对TikTok强买强卖。

美国的极限施压，似乎正表明，中国大陆的正面对决，正是突围的正确选择。

产业对决：挑战者的使命

今年9月16日，代表全美国半导体营收95%的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携手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了一篇重量级报告：《政府激励计划与美国半导体制造的竞争力》。

这份不长的报告配合其详实的数据和图表展示了这样一个核心主题：作为曾经的集成电路领域的发明者和领航者，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目前正在被全球尤其是东亚越抛越远。

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既是事实，也是娇嗔。因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庞大的规模和高超的工艺，而是充当一个布链者的角色。

美国在攻克一项新技术后，往往会只抓卡脖子和产生利润的部分，而把其他环节抛洒向全球。一旦某个环节的承包商开始向其他环节伸手时，美国就会扶植小弟来反击，并对挑战者发动产业打击，这也是为什么东亚总是在周而复始的进入产能战争的重要原因。

著名智库“机工战略”的陈琛总结了美国发动打击的五种武器：标准规则先行、基础能力控制、价值单元链控、平台软件支撑、创新生态驱动。而这五点层次递进并互为基础，如同一张天网，密不透风，让任何挑战者都会不自觉的望而却步。

（1）标准规则先行，在通信行业，高通把自己的大量专利运作成了行业标准。因此产业里的任何挑战者，要遵守标准，就要屈从于高通的专利网、缴纳专利费。

（2）基础能力控制，把核心基础材料控制在手里，比如电子产业的芯片、医疗影像设备行业的CT球、燃气轮机的精密冷却孔制造技术；这些顶级技术都在美国公司手中。

（3）价值链单元链控，把各个环节的基础玩家，进行互相嵌套链接，实现“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产业联盟，比如芯片领域的制造、设备、材料等环节各公司联合研发，每种光刻胶都对应特定的设备和工艺，形成闭环，而核心依然是美国公司。

（4）平台软件支撑，平台负责嵌入整个产业链，不断正向积累数据，同时形成网络效应。比如工业设计的仿真领域，美国ANSYS、MathWorks、Altair三家公司占到了全球50%市场份额。半导体设计领域EDA软件，美国Synopsys（新思科技）、Cadence（铿腾电子）和MentorGraphics（明导国际，2016年被德国西门子收购）三大公司则占据了80%以上份额。

（5）创新生态驱动，这是所有招式的最终一招，以产生新的产业链来实现布链，特斯拉就是近期的代表。美国创新了产品，属于零部件的电池，则先让中日韩三家一起竞争。

在看到美国范本，也感受到布链者威力后，中国的转变方向也十分清晰：从制造者，走向布链者；从身强力壮，变成手持利刃。

在新能源车、光伏、航空航天等领域，并不一定要追求“全球产能尽在我手”，而是要细究“五把武器”中我们手里握几柄。部分生产环节的全球散链、也能让更多的国家和中国结成“一条链上”的共同体，而不是让他们成为低成本的竞争者。

内卷之所以成为内卷，本质上还是因为被布链者拉入了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拓荒，才能走出内卷。

尾声

研究机构Global Firepower每年都会发布一版“全球军事实力排名”，在其2020年的排行榜中，日本和韩国分列五六位，仅次于美俄中印，越南和泰国分别排在22位和23位。买了一堆过时武器装备的台湾省，单拎出来也能排在全球第26名，超过后面一片发达国家。

把东亚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扔到欧洲，都至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区域性大国，东亚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地狱模式”、“怪物房”。这种全世界最艰难的生存模式，也催生了全世界最勤劳的人民。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催生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实现弯道超车，这种模式被称为“东亚模式”。这种发展思路诞生了四小龙和中国奇迹，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财富焦虑、资产泡沫以及无法提振的生育率。

无论是韩国用极致内卷塑造垄断地位，还是日本佛系研发卡住产业链的关键位置，抑或是越南和东南亚国家对着产业链转移跃跃欲试，都是为了让本国人民的勤劳，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有一个合理的定价。

但对于人口是日韩总和7倍的中国来说，我们通关游戏的难度则要大的多——既要完成主线任务，又要完成支线任务：我们需要学习韩国的产业链控制力，也要学习日本的基础研发；要防止制造业大规模流失东南亚，也要追上英美在品牌和创新上的脚步。

只有这样，才能让14亿人共同享受产业升级的红利，而非只让一群五环内的少数人永远先富。摆脱打工人的宿命，超越甚至颠覆“东亚模式”，是中国产业升级、攻坚高科技顶峰的最大意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