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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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3月7日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的这句发言，在社交媒体上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三梯队”、“还需30年”等字眼，冲击了许多国人对“中国制造”成就和能力的印象。

不少人通过罗列“中国制造”的成就和国际影响，或质疑“制造强国”的指标设计，试图反驳苗圩的评价。

“了不起的中国制造”和“第三梯队”，其实并非一对彼此冲突的判断，而是对中国制造业不同现实侧面的刻画，我们不妨先来看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

2018年，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烈初来到中铁工程装备集团郑州某研发基地，参观了无可争议的“大国重器”，建国七十周年献礼之作，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直径16米盾构机。

（集中在交通运输和基建施工领域的大批“大国重器”，在整机平台突破的同时，不少核心零部件依然来自国外供应商）

当沈烈初博士进入这台重达千吨的庞然大物内部，他这样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我爬上巨大的产品体内观察，如西门子变频伺服马达驱动系统、奥地利双水内冷发电系统（我国上世纪50年代已生产出来，现已停产）、德国力士乐高压液压系统、德国的离心机系统及瑞典SKF或德国FAG的高精度轴承等，其进口件约占成本60%左右。”

在海外军民用市场开疆拓土的“中国制造”明星产品—无人机，许多关键部件、软件、材料、生产设备，同样依赖于欧美供应，2019年某期《航空材料学报》上，就披露了国内航空复合材料的一些现实问题，“重要原材料依赖进口，采购周期长，成本居高不下...工艺生产设备和工装模具自主开发能力差，尤其是自动化设备依赖进口...昌飞公司从法国购买的翼面自动模压生产设备，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品合格率接近100%，但单套设备就高达2000万以上”。

完整阅读苗圩部长的发言原文，不难感受到其中评价与上述案例的契合：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成就很大，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明显增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保持战略清醒，深刻认识差距和不足，咬定目标不放松，更大力度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对自身差距和不足的清醒认识，是“中国制造”进一步跨越发展的良性助推，也并不会令中国制造业的非凡成就失色。

恰恰相反，“由大变强”的挑战，可以说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是一个飞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才需要面对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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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硝酸”

1890年前后，美国制造业产出规模正式超过英国，并在其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地位，直到2010年被中国人超越。

（狂飙突进的镀金时代美国，在有力的要素环境下，制造业规模飞速发展，洛克菲勒等大亨作为新兴产业资本的代表，在美国社会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蓬勃发展的工业力量、琳琅满目的“美国制造”、巴拿马运河等改天换地的超级工程，激发出了美国社会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天定命运”意识：美国发展的巨大成就证明美国人是上帝挑选出来的选民，有责任完成扩张的使命，向其他落后民族传播福音。

镀金时代的著名牧师乔赛亚·斯特朗曾自豪地宣布：“美利坚民族具有不可超越的能力，它背后拥有一切数不尽的财富力量。我们应该希望它成为伟大的自由、纯正的基督教和最高的文明的保存者。这个种族显示某些非常的进取特性，足以把它的制度传播于全人类，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地球...上帝有两手准备，他不但在我们的文明中给各民族打上印记，而且他还准备着让人类接受我们美国人的印记。”

这种“天定命运”观念，成为美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要素，老罗斯福在经典演说《奋斗不息》（the Strenuous Life）中，同样自信地宣布：“文明的每一次扩张，都有益于和平，换句话说，一个伟大的文明强国的每次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

在规模指标上狂飙突进的背后，美国制造业却同样存在着“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鲜明特点，“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以基础研究为例，根据1900年相关数据统计，美国物理学研究水平与比利时、瑞士等小国相差无几，在国际主流学术界几乎没有影响力可言，零星的一些美国本土物理学研究者，往往也需要一边业余苦读德语、法语前沿文献，一边打工攒钱，以赚取赴德国攻读博士的川资。

（诺贝尔奖获得者国籍分布，是一个基础研究领域格局变迁的理想观察指标，在20世纪之初，工业规模雄踞世界第一的美国，在国际科学共同体中却是名副其实的小角色，德国奥地利等日耳曼语区国家则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科创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隔岸观火多时，眼看形势明朗要选边下场“发战争财”的美国，却赫然发现高精度光学镜片、硝酸等许多关键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对德国存在严重依赖，尤其是当时的化学工业高端产品硝酸，对炸药，化肥等重要产业一日不可或缺。

战争部紧急成立的硝酸供应委员会（诺伊斯委员会）评估显示，德国进口中断后，美国“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建成硝酸生产装置并大规模生产，必须寻求其他供应来源”。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准确的判断，1917年紧急动工的四个美国硝酸生产厂，直到一战停战也没有建成投产。

真切体会到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掉链子”的痛楚后，美国朝野“制造大国”的虚火冷静了下来，向“制造强国”进军的共识开始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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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日综合经济实力竞争中的新态势是相对的，暂时的”

如果以1916年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成立为起点，二战后瓜分轴心国科技成果并正式确立全面领先优势为终点，那么美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足足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即便“时来天地皆同力”，有两次世界大战和战间期德国排犹这样坐收红利的“神风”相助，美国制造业依然花了三十年才在发展质量上攀上世界之巅，足见“由大变强”的难度之高。

在这个艰辛漫长的征途上，更多的是挑战者留下的沉重教训。

我们的邻国日本就是最近的例子。

（1990年代初，什么国家是美国人的“全民公敌”？不是伊拉克，也不是中国、俄罗斯，而是美国的小兄弟日本，对于在战略新兴产业上的竞争对手，美国人的焦虑感远远超过所谓的“改变地区秩序”）

1990年，《财富》杂志首次推出了全球500强企业榜单，在这份按照销售额排名的榜单上，美国产业界独占鳌头，有167家企业上榜，日本则以111家的成绩紧随其后，具体到电子、半导体等战略新兴产业上，美日企业则几乎平分秋色，毫无疑问，“日本制造”在规模上已经实现了“做大”的目标。

在发展质量上，日本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同样惊人，1989年美国技术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十家公司中，就有5家来自日本，分别是第一到第四位的日立、东芝、佳能、富士以及排名第六的三菱电气，美国本土企业里最“争气”的通用电气，仅仅排名第五。产业链、价值链的尖端部分，日本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常见。

即便1991年日本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速放缓，但其后的几年里，也没有多少人怀疑“日本制造”从“做大”走向“做强”的可能性。

1997年，一位中国学者在分析研判90年代美日产业竞争“美攻日守”的态势后，非常自信地总结道：“目前美日综合经济实力竞争中的新态势是相对的，暂时的，因而又是不稳固的。它非但不会终止美日的综合国力竞争，相反只会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不断加剧。”

仅仅一年之后，作为美日产业竞赛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观察者，中国人却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在一篇名为《美日企业竞争力倒转引人深思》的文章中，美国产业界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变革毫无争议的领导者，日本在这场围绕未来产业制高点的战略竞争中，败局已然明朗。

甚至日本企业当年已经占据的产业“地盘”，在千禧年后也纷纷失守。

（过去二十年的财富五百钱企业国别势力变迁）

2020年，财富500强榜单上的日本企业，已经从最初的111家“腰斩”至53家，在国际产业版图上“势力范围”明显萎缩。值得一提的是，拥有最多上榜企业的国家，也已经在这一年从美国换成了中国。

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同样不难体验到“日本制造”的凋零，除了汽车、数码相机等零星品类之外，日本品牌的工业制成品已经越来越缺少能见度，由于产品竞争力每况愈下，日本知名电子电气企业近年来纷纷剥离个人业务，退出终端消费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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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川报告是一个出色的报告”

1986年，由日银前总裁，IBM公司特聘顾问前川春雄牵头的特别咨询小组—经济构造调整研究会，发表了一份旨在解决美日贸易争端的政策报告，即著名的前川报告，基本确立了其后日本经济转型对美妥协（国际协调）的总基调和扩大内需、开放市场的整体战略，美国学界对此高度赞赏，“东亚研究教父”施乐伯（Robert Scalapino）称赞其“是一个出色的报告，从中长期来看，对减少美日贸易顺差会产生明显作用”。

（作为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特别咨询团队，前川春雄领衔的前川委员会，为日本应对美日贸易摩擦的总战略进行了“定调”）

《前川报告》对美妥协的总基调，是日本制造业“由大变强”转型的关键时刻犯下的战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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