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打的是企业牌还是国家牌？-电子发烧友网

从历史视角看，任何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都是在技术封锁、贸易封锁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刘元春（经济学家）

01中美互联网科研实力阅兵

近日，笔者看到国际知名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这个报告通过Scopus文摘库及SciVal分析平台和律商联讯（LexisNexis）Patent Sight两大数据库，对全球互联网头部企业进行检索，搜集了过去6年（2015-2020年）里全球市值最高的30家互联网企业基础科研产出情况对比及发展趋势等资料。

说是全球前30位，但考虑排在前面的主要是中美两国的互联网企业，所以，这份数据报告完全可以看作是中美互联网企业当下实力和未来潜力的一次大摸底。摸底的结果是什么呢？可以说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先说意料之中，在计算机、工程学、数学、人工智能等互联网强相关领域，中美还有显著差距，短期内中国必然还是追赶者。无论从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说，美国仍处于全球绝对领先地位。微软、Alphabet、脸书三家公司在过去6年的论文数（25，431篇）是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总和（5，040篇）的5倍。

2015-2020年期间，微软和Alphabet学术论文产出情况

意料之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意料之外，那就是以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头部企业，过去6年里的追赶速度超过全球平均7倍。中国企业快速追赶，这并不令人意外，在能够以超出平均7倍的速度来追赶，还是很让人震惊的。如果这一趋势能够再维持10年，到2030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就可以在科研论文产量上超过美国。这个时间点，和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

2015-2020年期间，BAT学术论文产出数量

再说意料之外，数据显示，从衡量企业专利质量与价值的企业专利资产指数（Patent Asset Index，PAI）来看，来自中国的腾讯位列第一，Alphabet（谷歌母公司）、苹果、微软分列二至四名，中国阿里巴巴和百度紧随其后。前六名中美各占其三，第一还是中国公司。

全球互联网头部企业专利资产指数（PAI）情况 | 检索时间为2021年2月4日

肯定会有人问，什么是“企业专利资产指数”？简单来说，这是德国学者Holger Ernst 1998 年提出专利组合理论后设计出的一套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包含“专利数量（Portfolio Size）”“市场影响力（Market Coverage）”和“技术影响力（Technology Relevance）”三大指标，并且重点强调“市场影响力”和“技术影响力”。

相对于专利数量，“专利资产指数”更能代表着一家公司知识产权价值及其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所以正在被全球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投资者所接纳，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一家公司隐形知识资产的状况。

进一步来看，专利数量前10的互联网企业中，腾讯同样排名第一，且前4名皆为中国互联网企业，阿里、百度和小米紧随其后，Alphabet、微软、苹果仅分列5到7位。

全球互联网头部企业专利数量排名 | 检索时间为2021年2月4日

对比来看，腾讯、阿里、百度、小米专利数量占优，但专利资产指数除了腾讯保住了第一之外，其余3家排名都下滑了。可以推测，“市场影响力”和“技术影响力”两项上至少有一项失了分，考虑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技术影响力”失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当然，高手竞争，差距常常在毫厘，能够加入这场战斗本身已经是一种殊荣，君不见欧洲和日本这样的传统强国，他们的代表性企业目前只能无奈“坐山观虎斗”，却没有下场竞争的资格。

02全球最大市场是中国杀手锏

爱思唯尔提供的报告，某种程度上透露了中美高科技角力走势的重要信号。

很显然，所有人都能看见中美在高科技领域存在差距，但也必须承认的是，在一小部分领域和某些维度，中国正在逐渐取得优势。

例如5G技术，中国无论在技术还是应用层面都获得了全球领先，也因此引发了美国政府的恐慌与泛政治化的打压。而像“企业专利资产指数”这种关键却隐蔽的维度，中国企业也悄然追上甚至赶超了美国同行。

当然，这些仅仅是局部现象，不过即便从全局来看，从特朗普政府发动和拜登政府延续执行的科技战，也出现了不少裂缝——更不要说让人啼笑皆非的贸易战（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1年1-2月中国对美国出口5253.9亿元，增长75.1%；对美贸易顺差3344.1亿元，增加88.2%，由此，中国出口也经历了199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涨幅。）

以最为核心的芯片为例，华为的芯片供货商高通，其多位高管不止一次表示“希望继续给华为供货”，并努力游说美国议会和政府以获得许可。

华为是高通最大的客户，后者芯片销量近一半（49%）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给华为供货意味着高通要少掉最高80亿美金的营收。

对于高通这样的巨头来说，少了80亿美金营收，就意味着研发方面可能会少投入26亿美金（高通的研发费用占营收比为33%），由此带来的下一代产品竞争力下滑将不可避免。

芯片是典型资金、技术密集产业（骁龙888处理器的研发累计投入高达4300亿元），如果资金投入开始减少，那么产品竞争力下降是可预见的。

美国在高端芯片方面的“卡脖子”举动，除了切实损害美国企业竞争力之外，也直接令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变得同仇敌忾，开始以千亿为单位向芯片行业进行注资。

其情其景像极了17世纪欧洲对英国进行技术封锁后，英国产业界反而有了更为清晰的单点突破地图，那就是向纺织技术这一被欧洲封锁的领域进攻。

工程师哈格里夫斯发明了以自己女儿名字命名的珍妮纺纱机，虽然有一定偶然性，但在欧陆封锁英伦三岛技术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偶然背后，其实也矗立着一种历史必然。

对于全球芯片行业来说，占领中国市场就像一种致命的“诱惑”，令所有产业界巨头欲罢不能。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并且依然在不断扩张的消费市场，其魅力就在于此。

历史上，英国纺织技术之所以获得突破，就在于注重商业利益的荷兰人向英国人透露了某些关键技术，英国技工又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优化，从而实现了突破。

在中美芯片竞争中，只要中国市场能够保持壮大，技术的拉平将作为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社会定律出现。至于今天中美之间的“荷兰商人”将由谁来充当，让我们拭目以待。

03产业是产学研一体化的真正动力

全球最大市场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更大的市场会带来更复杂的技术、创见和模式，这些市场端的反馈也会不断传导到生产端、研究端甚至理论端，形成创新驱动的闭环。

还是以互联网领域为例，互联网技术诞生在美国，普及在美国，其商业化也崛起于美国。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不但成为紧跟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另一只庞大力量集群，而且正在从“模仿”向“输出”的轨道转型。

换言之，中国互联网对硅谷同行的模仿行为正在减少，取而代之的中国开始向硅谷输出自己的创新，并推动“输入”变“输出”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比如，市值已经稳居全球互联网企业前十的美团，就很难在美国找到对标企业。类似的，快手、拼多多、字节跳动、小红书也都无法找到相似的同行，移动互联网时代崛起的中国互联网新贵们，他们在商业模式上领先全球。

而像微信这样从腾讯内部孵化出的中文互联网世界第一个10亿级移动互联网应用，如果在今天还有人指责其抄袭，那真的只能表明自己的无知了。且不说WhatsApp等美国即时通讯工具事实上借鉴了微信的部分产品策略，苹果iOS14发布的“App Clip”，也不过是在模仿微信小程序。

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抛弃”硅谷同行的同时，自身也成为全球其他地区互联网公司的模仿对象。在东南亚，Shopee更像中国的京东，Resellee则可以被看作是拼多多；在非洲，Vskit可以理解为抖音，在南美，StoneCo则是当地的支付宝…

绕回来，中国互联网企业为何能够在过去10年迎来大爆发，原因当然非常多，比如对美国同行的引领作用，比如成本只有美国一半不到的广大程序员（当然也衍生了996这样的劳资问题），比如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促进了硬件的低价普及，但更为宏观的背景还在于中国有一个统一的庞大的市场。

有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不仅孕育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也支撑了高通、苹果、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的高速发展，还促进了更多新兴企业的诞生。

在《2020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中国企业达227家，直逼美国的233家，其中电子商务领域多达39家，共享经济行业有14家，这二者都需要庞大的消费人群，没有一个广大市场，他们没有成长起来的基础。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细节，以证明庞大的消费市场对于科学家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若干年前，谷歌发布“阿尔法狗”震惊全球，国内大厂如阿里、腾讯纷纷前往硅谷“挖人”，除了薪资待遇、实验室配套这样的硬性条件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吸引点——互联网行业的应用场景。

目前在腾讯担任杰出科学家的刘杉，此前在联发科、IBM、索尼等国际大公司任职，她表示自己选择加盟腾讯，就是因为腾讯拥有中国互联网行业最多的应用场景。刘杉从事的是音视频技术研发工作，更丰富的应用场景，才能提升其研发的技术水准。

所以，人口众多，不仅意味着消费力强大，也意味着消费应用场景多样。多样化的应用场景给了科技工作者们更多试验机会，也就有了更丰富的创造和突破。最终，变化从产业一端向学界一端传递，从应用技术向理论框架延伸。

一个不断壮大的产业，不仅可以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也可以让相关专业毕业生获得更多的就业选择，让研究人员获得更多的研究课题、资金，从而推动产学研真正的一体化发展。

的确，产学研一体化的真正动力不是在学界，不在理论端，而是在产业界，在消费端。只有建立起一个消费市场，建立起相关的产业，那些真问题才会导向学术，导向理论。互联网领域如此，芯片领域亦如此，甚至小说、戏剧、电影等文化领域也是如此。

04 “新型举国体制”须以企业为主体

2020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了24426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4%，这创造了历史最高。但这一水平还将在“十四五”期间得到进一步提升，根据相关规划，未来15年里，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每年不低于7%。从过往经验可知，7%的目标只是一个保底数字，实际增长率一定大大超过7%。

“十三五”时期，美国的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也一直稳定在2.5%左右。拜登上台后，他对科学的重视也超出前任。2月，新总统任命了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担任总统科学顾问和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这位以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而闻名于世的科学家，将首次以科学顾问的身份加入内阁。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的研发强度正在趋同，且未来两个超级大国还会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21世纪最火爆的科技竞争想必已经拉开帷幕。

谈到这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就随之浮现了。如果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与美国相当，那么我们是否还有机会赶超美国？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分几点来讨论。

第一，从整体科技实力来说，美国是毫无疑问的老大哥，中国还将会是很长时间里的追赶者。但只要交流、合作的路径没有被完全封锁，追赶者的方向性总是确定的，创新的投出产出比还是会更高，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所以，短时间内——我们依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尽管这样的优势在不断消失。

第二，如果完全封锁（实际上不可能），那么就需要回到人才这个基本面上。从人才模式来看，中国每年有470万理工科毕业生走出校园（2016年），而同口径数字美国只有57万。虽然质量上中美还有差距，但数量是质量的基础，过去10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崛起，离不开“工程师人才红利”。

此外，如果美国对华实施完全封锁，那么这一政治决策会变成一股新的变量影响美国对移民的态度。要知道，美国理工科超过一半的人才来自移民（移民博士获得者中，中国学生占了40%），如果美国的政策趋向封闭，至少会吸引一部分中国籍毕业生回国工作——事实上这正在发生。所以，美国社会对中国乃至亚裔的态度，实际上与中美科技竞争也有隐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