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的“科创土壤学”解释科技创新为何总是集中在一个地点爆发？

王汎森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

在科技历史上我们也能关注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科技创新为何总是集中在一个地点爆发？

解释这个问题，并找到培育科创中心的方案，在今天变得愈发重要。

从美国硅谷到欧洲的黑森林，从日本的东京港再到中国的大湾区，信息化与科技产业的繁荣发展，似乎始终与某一个区位成为“科创中心”息息相关。经过不间断的科技发展与产业革命，科创中心对一个地区、国家的综合意义难以替代，甚至堪称走向科技自立与现代化繁荣的核心路径之一。

曾几何时，每个国家都在建设自己的“硅谷”；未来，或许每一座城市都期待打造自己的“湾区”。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仅仅需要了解科创中心的建设历程，更需要解析它背后的经验与方法。

优质的科创区位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壤。在土壤的滋养下，市场活性与科技突破并行不悖，大公司与创业生态共同繁荣。而这些目标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培育出适合科技创新的土壤层。

12月7日，2021年大湾区科学论坛特色活动“湾区科创峰会”在广州举办。峰会中汇集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各地的科技从业者、创业者与研究人员，共同讨论了“大湾区与小企业”之间的创新互动。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这场峰会恰好就是一个湾区科创土壤层的“抽样检测报告”。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独特的科创土壤是如何构建的，并由此提炼出一门值得更多地区参考的“湾区科创土壤学”。

如何培育“科创耕作层”？

土壤学是农学与地理科学的交叉学科，堪称所有现代化耕种的起点。土壤学的一个核心思路在于，如何在土壤表面的风化层与底部的岩质层之间培养出适合作物生长的耕作层，并且不断增大耕作层的厚度，增加土壤营养。

建设和发展科创区位，也是这样一个取得平衡，并不断拓展优势的过程。大湾区在科创事业中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地理与政策优势，更是因为产学政多方面共同努力，在不断扩大和培育这些优势，最终让利好因素累积叠加起来。

培育区位中的综合发展因素，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命题。因为一说到综合就很难量化和细化。在全球各地培育科创中心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两种挑战：一种是政策过分倾斜于重点技术、重点行业，最终导致企业脱离市场，导致区位创新空有口号，没有实干；另一种是放任市场野蛮生长，结果令产业链之间缺乏有效联动，市场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导致底层创新动力不足，甚至滋生各种各样的商业隐患与安全风险。

不能只用一种方法、一个目标来培育科创土壤，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大湾区科创区位接连取得优秀成绩的原因。

在湾区科创峰会，我们见到的就是这片南国沃土，是如何在多种科创因素取得平衡与兼容的。或许可以说，兼顾市场繁荣与核心技术突破，大湾区打造了一门融合了众多营养物质的“科创土壤学”。

黏土质：区位融合

土壤中能够避免养分流失，抵御沙化风化侵袭的物质叫做黏土质。湾区土壤中的黏土质，就是这里在地缘区位上的聚合效应。

湾区概念最早提出时，就瞄准了粤港澳一体化的大趋势。如今这一地缘聚合态势愈发明显。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中，汇集了香港、澳门的多种产业优势，发挥了深圳、广州两座超大城市的区位聚合作用，更令东莞、珠海等其他湾区城市与地区深度参与其中。

在“2021年度大湾区科技创新创业精选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澳门、香港的创业者，在东莞等地建设企业，在深圳、广州打开市场，已经成为一种科创产业新常态。这背后有社会经济与政策导向的黏合作用，也有科技产业“湾区一体化”的内驱态势。

比如我们曾经采访过的深圳极视角，这家在机器视觉业内颇有名气的企业，其创始人陈振杰2014年在澳门创业，2015年便将公司转到深圳发展。因为陈振杰发现，深圳、珠海等地可以有效满足公司的人才供应和资金需求。澳门虽然是资金密集型城市，但天使投资较少；香港虽然基础技术人才丰富，但工程师数量较少。通过融合了大湾区多个城市的区位因素，极视角获得了快速发展，从中也可以折射出粤港澳湾区融合的“黏土质”，能够带给新公司、新技术的积极推动作用。

高黏度、强融合的大湾区，是科技创新者们的第一份强营养物质。

有机质：灵敏创新

有机质是土壤营养的主要组成部分，激活着万物生长，草木繁荣。有机质的更新速率与生长能力，决定着土壤的肥力与可持续发展。

科创区位中的有机质，是一个相对复杂且多元的概念集合。技术创新、创业活力、人才吸引力等等因素共同构建了“有机质”的整体。回到湾区科创峰会的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灵敏创新的特性在湾区展露无遗。技术新锐化、创业低门槛与人才年轻化，勾勒出了湾区科创的“机质”图谱。我们可以在峰会中看到这样几个趋势。

一、前沿起舞：峰会中得到展示与赋能的企业，呈现出技术多元化、前沿化的特质。大家的技术关注点非常灵活，但又以关键技术创新作为内核。从人工智能、VR这类前沿的信息技术，再到半导体、航空航天这些的底层核心技术，可以看到各个赛道都有创业者、创新者的投入，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的舞台。

二、萌芽企业的温床：湾区的科技创新创业，已经集中体现为用低门槛、低成本的创业通道。只要具备足够的活力与潜能，就可以在湾区找到培育萌芽企业的养分。

创立于2018年的东莞松山湖创龙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邓文俊来自香港。但在香港时身边人普遍不看好他的创业之路，于是时年29岁的他来到大湾区寻找机会。在走访了大量湾区城市之后，一次松山湖的创业路演活动中，邓文俊对接到了一家当地制造业企业，成功赚到了10万人民币的第一笔收入。如今，创龙成为了一家以AR为主要业务的技术服务企业，为湾区发达的制造业提供数字化支持。

三、Z世代到来：峰会中，粤港澳的青年科技创新创业者占比非常大，85后、90后成为了创新主体。Z世代在这里可以担当起科技创新的主轴，人才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在湾区科创峰会中，可以看到Z世代已经成为创新创业的一线主体，既有创业者，也有一线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重点实验室的技术领军者。人才年轻化和创业年轻化，已经变成了湾区的一个标签。

无论是技术、人才还是创业，在湾区都展现为高活性、高效率的特征。这些科技活力与湾区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互为表里，推动了科创中心的持续化、生态化成长。

母质：头雁效应

土壤中的各种营养物质都来自母质。培育一片新的耕作土壤，最重要的是找到适配的母质。就像戴尔、IBM等大公司激活了硅谷的创新潜能一样，大公司带来的头雁效应也是湾区科创区位发展的核心。

集合了华为、腾讯、平安等头部科技公司，让湾区科创中心有着清晰合理的结构，并且在技术与产业发展上有着明确的带头作用。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湾区科创峰会中，带来了《中国科技创新与科创湾区》的主题演讲。他着重分析了“共享创新”对于湾区科创的意义。基于共享创新模式，湾区有效发挥了大企业的作用，形成了基础科研力量的联合态势与协同创新。科技崛起中，湾区展现了先强带后强的共享创新模式。这也就是国家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提倡和推动的“头雁效应”。

以湾区科创峰会中，腾讯对中小型科创公司的赋能方案为例，我们可以大公司的头雁效应有以下几个方向的呈现。

一、前沿技术探索上，可以借助头雁为先锋，搭建平台化创新体系与技术生态，从而增强整个区位的产业活力。对于人工智能、物联网、VR等基础核心技术来说，中小企业很难“重新造车轮”，也缺乏大范围探索前沿科技领域的资源。而腾讯等大公司在前沿技术探索中，既可以作为排头兵，也能成为铺路者。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领域，可以看到头雁企业为产业生态带来了有效的开拓效应。

二、市场培育上，头部企业能够有效打开商业空间，拓展市场范围，从而增强了中小企业与供应链企业的市场机遇。中小科创企业的活力来源是有效、高精度的市场空间对接。而这往往有赖于大公司进行市场开拓，并在此基础上分享市场，搭建结构化的市场供应链。在市场上，头部企业与创新企业更多是互利互助，彼此依存的关系。

三、共享创新上，头部企业可以共享自己的基础技术、产业平台，将之变成有效的产业化公共产品，从而避免创业者自己造轮子，反复浪费社会创新资源。头部企业还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赋能方案帮助中小企业。

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间，腾讯会议可以远程解决生产制造协同排期、全球沟通等问题，解决了大量中小企业突然面对的沟通协作难题；使用腾讯PerfDog，很多互联网创新企业完成了高效率的app性能测试，推动自身创业项目更稳定、高效、低成本走向市场。

在产业平台与生态上，也可以看到大公司鲜明的共享创新特性。比如去年年底开始运营的腾讯工业互联网粤港澳大湾区基地，就将腾讯的技术与生态能力，依托佛山区域优势带给了大量湾区企业，推动了政府、企业、服务商、平台等多方的共赢发展。

湾区的母质，同样也可以是更多地区打造科创中心时的母质，头雁效应可以说是聚合科创区位时不可或缺的一种养分。

结束语：一本“湾区土壤手册”

如今，我们正在积极探索科技自立自强，推动补齐短板，解决“卡脖子”的科技难题。

但在这一过程中应该看到，底层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与科创区位中心形成，并不是一件单向度工程。它需要融合发展与综合因素的培育，如果过分强调单一技术突破而轻视市场规律、创业创新生态的繁荣，很可能陷入技术不适配需求、政策与市场脱节等问题。而且，科技自立的根本命题不是解决某个技术的“卡脖子”，而是如何能够从此不被任何技术“卡脖子”。

从湾区的“科创土壤”培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探索经验。这里推动的科创区位发展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在市场活力与产业引导之间寻求平衡，融合大公司、创业者、人才、政策、地缘与经济等诸多因素，共同培育出具有长久活力的区位生态。

或许可以说，湾区已经用实践写出了一本要素鲜明、理念创新，具有先行示范价值的《科创土壤培育手册》。

它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湾区，更在于必然要拥有更多湾区的中国科技产业，在于拥抱科技自立的确定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