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剿”中国手机厂商开始，印度已很难成为制造业强国

电子发烧友网报道（文/黄山明）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印度政府正在试图限制中国公司在印度市场销售价格低于1.2万卢比（约合1017元人民币）的手机产品，迫使中国智能手机厂商退出千元以下的低端手机市场，从而扶植本土企业发展。

不过该消息目前在印媒采访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口中被否认，并表示当前印度政府没有限制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市场中销售低端智能手机的计划。不过此前印度已经相继对小米、OPPO等中国手机厂商进行税务审查，所以此次放出的消息，属于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在印度市场被“围剿”的中国手机厂

2010年后，全球迎来智能手机时代，华为、小米、vivo、OPPO、中兴、金立、魅族等手机品牌都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崛起。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南边，印度市场也掀起了转型智能手机的浪潮。

印度国内的功能机巨头Micromax、Intex转型智能机市场，Lava和Karbonn这两家初创公司则拿到了巨额风投入局印度智能手机市场。这四家公司也是印度智能手机发展的代表，被外界称为“MILK”，类似当年中国的“中华酷联”。

这几家印度本土企业在市场中不断发力，2015年，Micromax印度市场份额达到17%，仅次于三星的25%，位列第二。到了2016年，Micromax更是一举击败三星，成为印度本土第一，四大本土品牌份额加起来达到42%，三星缩水至23%，这算是印度手机最辉煌的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Micromax尽管作为印度本土品牌，但手机却基本由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韩国代工，这也为印度本土品牌的失利埋下伏笔。

2014年，随着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开始对外招商引资，许多中国品牌入驻印度市场。到了2017年，印度市场手机销量排名变为三星（28%）、小米（14%）、联想（10%）、OPPO（9%）。印度本土品牌全部跌落前五，这种格局至今都未改变，区别只是小米从第二变成了第一。

这种情况从2017年底开始改变，印度连续提高手机整机进口关税，逼迫手机厂商在当地生产。到了2021年下半年开始，印度更是开始以各种理由打压中国企业，印度电信部更是要求中国手机厂商如小米、vivo、OPPO、一加等提供手机和组件的数据与细节。

此后，印度企业事务部着手审查了超过500家在印中企的账目，华为、中兴、小米、OPPO、vivo纷纷中招，华为印度业务首席执行官李雄伟更是被印度官方发布了类似于边控的措施。

今年1月份，印度财政部表示，将向小米追缴2017年4月1日-2020年6月30日期间所欠的65.3亿卢比的税款（约合5.5亿人民币）。4月底，印度反洗钱执行局又以小米非法汇款给国外实体的理由，扣押其印度子公司银行账户555.13亿卢比（约合46.9亿人民币）的资金。

7月份，印度执法局冻结了vivo及其关联公司价值约46.5亿卢比（约合3.9亿人民币）的资产。同时，印度财政部又发文称，发现OPPO逃避关税近439亿卢比，并已通知其尽快缴纳税款。

为此，从华为剥离出来的荣耀公司已经表示，目前该公司团队已经撤出印度，未来将以更稳妥的方式开发印度市场。

此次有传言再次针对中国智能手机，虽然有印度高级官员表示，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没有考虑这样的提议。但有行业人士认为，印度方面希望能够重振印度本土品牌，但由于这些公司大多没有规模制造能力，在营销能力上也非常欠缺，很难与中国同行进行竞争。

“急功近利”的印度市场

印度方面也不单单只是针对手机企业，从2020年开始，印度便发布了外商投资政策修改通知，要求来自印度陆地边境接壤国家的投资者均须通过政府审批。而这恶劣的营商环境也并非一天造就的，此前印度市场便已经表现出了这一“特质”。

由世界银行所发布的《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显示，印度营商环境排在全球末位。一个原因在于印度对外资的监管复杂多变，并且由于其内法治环境不健全，导致随意性很强。外资进入印度，不仅要遵守印度的成文法，同时也要遵守印度法院判决中所确立的原则，这就导致印度法律极其繁琐，且复杂多变。

其次，印度的劳动法与税法同样非常复杂。不少外资企业看中了印度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印度虽然制定了《劳动法》，但各个邦也有自己的具体规定，并且很多时候与法规相悖。

同时印度市场政策延续性很差，经常变动。比如在2014年印度为了引进国外手机厂商，将电子产品的进口关税降至5%，随着中国企业进驻以后，印度很快便将税收提升至20%。

此外，印度市场经常做出打破商业常识的事，比如印度喜欢对国际企业进行回溯征税。一个例子是2007年沃达丰转让案，由于转让公司的主体设立在开曼群岛，避开了印度所得税法规定的转让印度公司股权需要在印度纳税的条款。

但印度税务局建议国会专门修订了所得税法，规定间接转让印度公司股票也需要向印度纳税，并且从1961年开始追溯50年。此前小米、OPPO、vivo等都遭受到了类似的待遇。

并且印度的征税非常突然，比如在2020年，印度便宣布对其国内提供数字服务的国外企业征收2%的数字税。

此外，印度的繁琐税务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如亚马逊、富士康、诺基亚、IBM都吃过苦头，可口可乐、IBM、通用、谷歌、福特等，更是宣布从印度市场撤离。

最离谱的在于印度的《敌方资产法》，这项由1968年便实施的法案规定，任何属于敌人、敌方实体或敌方公司或由以上对象管理经营的财产，印度政府有权没收。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律并不只用于战时。2018年，印度重新修订了该项法案，针对那些已经移民至中国或巴基斯坦并已经在当地取得公民身份的印度人，其目前仍滞留在印度的资产就可以被视为“敌方资产”。

这也是为何每次中印冲突时，位于印度的中国企业都表现得非常紧张，借用荣耀CEO赵明的那句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印度转型制造业大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印度制造”的战略，表示要将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5%提升至25%。但本土制造业太弱，想要发展，只能从外部找刺激，这也是为何中国智能手机厂商纷纷入驻印度市场的原因，除了看中印度广阔的市场，同时还受到了印度方面的邀请。

但未曾想，印度本土制造业如此孱弱。以手机市场为例，从2017年开始，市场便基本被中国企业和三星占据，其最大的本土手机品牌Micromax份额更是降至不足1%。

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2018年的印度手机市场中有一半是以SKD（半散件组装）形式进口的，而CKD（全散件组装）则为34%。预计到2019年底，CKD将达到2/3，其中1/3为SKD。

当然，海外的制造产业入局，包括近几年全球电子产业链的转移，让印度的制造业有了一定的起色，但仍未彻底扭转印度本身电信基础弱、基建水平差、工业底子薄的市场环境。

有数据显示，当前印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如GDP、石油电力、汽车生产基本处于中国2004年的水平。但印度的朝令夕改以及恶劣的营商环境，都为印度的制造业转型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对此评论，印度有长期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这阻碍了其采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在经济上，这些倾向导致印度高度重视保护本土产业。与此同时，印度的保护主义传统导致了持续至今的高关税，以及印度不愿生产西方公司从中获取大部分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相比之下，中国承接国外制造业，对外资友好的态度以及政策持续性维持了30年以上，而印度让外资进来不过3、5年便开始卸磨杀驴，这种环境下，又如何让外资大力投资助力印度发展制造业呢。长此以往，印度离制造业强国已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