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老兵亲历：94年起大学生不再“包分配”-电子发烧友网

1994年，教育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学生毕业开始“不包分配”。而那年，我正在东南大学最后一年，刚好撞在了枪口上！

1994年，原国家教委下发文件，不再按照国家任务招生计划和调节性计划分别划定两条录取分数线，实行统一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毕业后也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即所谓“招生并轨”。这份文件的发布，成为了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道分水岭。

在此之前，只要考上了大中专学校，未来就是国家干部，毕业包分配，拿铁饭碗。

1994年，一切嘎然而止，“双向选择”来了！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是既紧张，又兴奋。每个人也都有了自己的人生故事，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

我们专业（生物医学工程）有保底的就业机会，就是医院的设备科。此外，一些医疗设备老厂也有机会，如无锡海鹰B超、汕头B超等。神舟飞船启动了研发，赴京也有机会。做核磁共振的深圳安科是我们的梦想单位，但那年没来东大招人。

“金鸡独立”一通宵赴广州参加毕业生人才招聘会

1994年春节期间（大概是初十），我坐绿皮车从长沙到了广州。打工的人流无比拥挤，从月台正面根本就上不了车。

我背负行囊，出现在没有站台的那面的道基上，手拿两包香烟示意。上面的乘客大叔遂将窗户拉到了最上面。我纵身一跃，抓住了窗棂，从窗户爬入火车里，并将香烟送给了大叔。

车上当真是水泄不通，无奈苦练金鸡独立十余小时，历经整整一个通宵，终于抵达了广州站。困了，可以直接打盹，根本不用担心跌倒。

车辆停稳后，乘客陆续下车，好不容易宽松了起来。天气挺热，靠月台的窗户也都高高开启。突然，数个年轻壮汉从车窗里爬进来，见人就抢！奇怪的是，他们绕开了我，是否觉得我是个穷学生？

我住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孙吉湘同学的宿舍里。校园里高高的棕榈树别有风情。1952年之前，那里曾是国立中山大学的校区，所以校园里还有中山先生的雕像，还有国立中山大学的牌坊。鲁迅也曾在那里担任中大中文系主任。

早上，人才市场一开门，无数年轻学子蜂拥而进入。上大厅要么走台阶楼梯，要么走上行的扶手电梯，都挤满了人。下行的扶手电梯上没有人，我灵机一动，逆行冲上了下行电梯，用出吃奶的劲头，克服下行的速度，冲上了大厅。

广东医疗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和我相谈甚欢，并表示了很强的接收意愿。那时只有特定的单位才有进出口的权限，所以很时髦。不过在我返校后，他们通知我遗憾无法接收。现在则是任何企业都可以直接搞进出口了。

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我坐上了返程到长沙的火车。车厢里空荡荡的。窗户外，时不时就能看到烟花在燃放，孩子们在嬉笑，让我感觉到些许落寞。

到了长沙火车站，大概是早上五点，哪里也去不了，住店也不划算，我就在候车室将就着休息一下，不小心睡着了。突然感到屁股一凉，一摸，发现裤子口袋被刀片划开了，丢失了三十多块钱。不过，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布圈圈绕在胳膊上，里面还有100元。

赴北京转悠，看天安门升旗

元宵节后，历经了27小时的绿皮车拥挤，这次是和去杭州和上海打工的人流拼车），我从长沙回到了南京上学。

大概是94年的3月份北京也有面向大学毕业生的招聘会。傅瑶和我突然决定去北京看看是不是有机会，或者说我们其实是想去北京玩一玩。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车，这次有座位。记得经过山东德州的时候，站台上很多小贩卖整只的德州扒鸡。当时就心想，以后有钱了要吃一只，结果到现在也没吃过。

从北京站出来的时候，马上感受到了北京城的皇家气氛。

韦钰老师是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创办人和东大校长，她于93年调到教育部任副部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不揣冒昧地拨打了她家的电话。韦老师听说我们是生医系的学生，很惊喜，她说：你们真巧啊，我刚回家，马上又要走，你们恰好这个时候打电话进来了！听说我们是来看工作机会的，她给了我们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应届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指导。

第二天凌晨的时候，我们从温暖的被窝起来看天安门升旗。在响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看到五星红旗飘扬着升到旗杆顶的时候，心中有莫名的激动，还留下了一些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