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竞争与智能供应链

12月8日，在博正创新论坛-产业数字经济创新范式的活动上，董洁林博士以《中美科技竞争与智能供应链》为主题发表演讲。

以下为董洁林博士演讲内容：

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内容，题目是中美科技竞争与未来智能供应链。我主要讲四个小问题，第一是全球工业目前的格局和它形成的背景；第二，智能供应链的基本状况；第三，中美科技竞争；最后，我谈一谈在这个大背景下会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一 全球供应链：目前格局

全球供应链的构建始于60多年前。二战之后有很好的战后和平红利。同时，发达国家的成本，如制造成本、环保成本等，都在逐渐上升。那时的产业链是高度垂直整合的。一个公司，从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到最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大都是自己完成。即使有一些分工，大部分采购也都在本国完成。

资本家为了追求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新市场，开始把目光投向其他国家。龙头企业开始细分产业链，把一部分环节外包给一些劳动力成本的低洼地。由于日本劳动力质量非常好，成本也比较低，所以劳动力外包始于日本。日本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非常快的提升，相应的成本也开始上升。之后，亚洲四小龙就成为外包的对象，后来亚洲四小龙的能力和储备也开始上升。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是华人主导的，所以到了8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把一部分产能向中国大陆转移，中国大陆以此为契机，就进入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格局之中。9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也开始直接向中国投资，直接把供应链建到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这些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亚洲国家，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成长。发达国家投资全球，输出技术，降关税，开放市场，给后来加入全球产业链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机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大量的工厂，慢慢的沿着价值链往上攀升，各个环节都在追求技术和效率的极致。这个过程还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产业链的附加值“微笑曲线”现象，即从事研发和在发达国家从事销售的附加值比较高，从事制造的部分附加值比较低。中国也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成为世界工厂，现在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例超过30%，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

与此同时，也一直有很多逆全球化的因素，而最近几年这些因素变得愈发强大和聚集。

其一，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劳力成本、土地成本、环保成本，都在上升，同时，其能力也在升级，自然会进入较高端的产业市场，和原来占领高端市场的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竞争，即“互补性下降，竞争性上升”。

其二，在产业链外包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实际上有一部分利益受损的群体，他们的不满情绪一直在集聚，成为发达国家内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其三，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使它的创新能力下降，一方面跟上游原材料的对接能力下降，导致新材料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下降，另外，产品创新的步伐和迭代的能力也下降了。制造业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基地，所以制造业空心化之后，制造机器本土的升级速度就慢下来。同时，制造业大国的创新能力就会上升。

其四，经济上技术上的东升西降现象，引发了各国的战略反思和行为的调整。文化异质性、地缘政治，还有疫情冲击，这些软性因素对供应链的影响，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也变得格外的醒目。所以，除了经济考量之外，供应链安全、国家安全、供应链的弹性和韧性，这些因素都变得愈发重要。

其五，资本从原来比较纯粹的追求效率，开始更多的关注风险，更为小心的平衡长期和短期的利益，而不是只关注短期利益，会更为趋向于考虑保障自己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其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技术在这几十年的进步。自动化、智能化，这些技术在60年前全球化开始的时候还很弱，现在这些手段都慢慢的成熟起来。在这个情况下智能供应链也成为了一种可能。所以，经济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和技术的因素，都在为全球供应链的调整提供非常大的背景。

二 智能供应链

智能供应链是指智能工厂、智能物流，以及配套产业。智能工厂基本上是无人工厂，不需要太多雇员，所以人口红利就会消失。智能物流的核心技术是无人驾驶，不需要大量的司机。与此相配套的产业、技术和流程都会相继出现。智能供应链的支撑是机器人、无人车、物联网这些技术和装备。这些技术、设备和装备，需要一些基础的工具，超级算力，人工智能等。而最底层的技术就是芯片。因此，芯片也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美科技竞争和中美供应链竞争的焦点。

智能供应链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除了制造业和运输业等从传统升级到智能化的过程中有大量工作需要做以外，它也与其他很多行业有关联，如智能能源、智能军事，以及消费市场，工业市场以及电子商务等，智能供应链都起到非常核心的支撑作用。所以智能供应链是关系到数字经济的方方面面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板块。

三 中美科技竞争

中美科技竞争与供应链竞争是密切相关的，竞争的目标就是争夺智能供应链、甚至整个数字经济的制高点。争夺的焦点是芯片，相关的技术包括芯片制造、工具软件、硬件、设备、AI等核心技术。可操控的元素有技术、人才、资金和市场。今年美国出台了两部与此相关的法律，《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竞争法》，还有一个《反通胀法》。还有大量的总统行政命令，对如何限制芯片及相关的核心技术进入竞争对手的疆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规范；同时还有一个重点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实力，如何吸引半导体工厂到美国去投资设厂。前天，台积电一个工厂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了设备入场的仪式，美国总统拜登参与了该活动。这个工厂是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资助落地美国的第一家工厂。美国心目中的关键的竞争对手实际上是中国。中国也有大量的政府资助的项目，有很多战略规划，例如中国制造2025，还有各种五年计划等，都是针对重点产业，特别是芯片产业的规划。近20多年政府一直在投资，投资规模都是非常巨大的。

这场竞争将使得“地球村”分裂成“盟友州”。最近几年，“地球村”在各种力量的撕裂下，逐渐分裂成为若干个“盟友州”。这个分裂的本质昰信任的裂痕。盟友州是指供应链的盟友，它的发展方向是：区域化，在区域里面功能整合，中间环节减少；工厂智能化，成为未来工厂，高度无人；智能物流，创新制造和销售都会重新整合起来；全球可能形成多个盟友洲；智能制造会重新回到创新和盈利的头部，这个时候微笑曲线会消失。所以，微笑曲线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个非常短暂的现象。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和弹性。这些智能产业，如智能供应链、智能制造、智能物流等，是技术密集的、人才密集的、资本密集的，但是人口规模不再重要了，人口红利会消失了。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很多政治支持，需要有比较大规模、高质量的市场，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来促进这个过程的完成。上一轮全球化，花了60年时间，下一轮全球化的重整和重新布局，仍然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区域化的产业链在地理上要尽量的靠近。“盟友州”内部的安全信任度比较高，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彼此都很信任，不会在关键的时刻出现禁止出口之类的问题。在重新布局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要杜绝单点故障，供应链的韧性要非常高。另外，研发设计和总装厂要靠近主要市场，以富士康为例，富士康在郑州的总装厂有三十万人在组装苹果手机，向全球出货，如果这个工厂由于某种原因出现问题，那么整个苹果全球产业链就会停摆。在未来，可能会把这个三十万人的工厂分解成十个，甚至20个，布局在更接近市场的多个地方。同时，智能化程度提高了以后，雇用规模可能会减掉90%，从三十万人变成三万人。也就是说，最终变成十个3000人的工厂，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家。在总装厂调整的情况下，供应链上其他的厂商都需要做相应的调节，这些厂商会在总装厂的附近形成一个小的聚集，并且未来的雇佣规模会小很多。

四 机遇与挑战

美国是目前供应链的大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驱动力，他们相信会给他带来很多机遇，包括重构制造业和全球供应链；把握智能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制高点；兼顾供应链的弹性，韧性和国家安全；以及成本和效率做到局域最优；同时美国担忧的“创新-制造-市场”能力减弱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优化；智能化会增加制造和物流业人均产出；通过制造业回流，可以增加国内的总雇佣人口和总经济规模。这是美国的愿景。但是愿景未必就一定能够实现，因为也会面临很多挑战，虽然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支持度非常高，但是这个调整过程会持续几十年，政治情绪随时都在变，政治支持的可持续性很难说；还有，这个过程需要很大量的资本支持，资本是非常理性和残酷的， 不会为政治买单，只会为利润下注，所以资本支持的可持续性也是一个未知数；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需要很多盟友的支持，盟友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想从中受益，未必会承担义务，所以盟友的稳定性是一个需要很多管理投入的方面。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显性的主动方。但中国实际上在一直在建立自给自足的供应链，也已经建立了非常全面的工业体系。但是中国的工业体系强度不够，还有很多“卡脖子”问题。但中国更加偏向上一轮全球化的格局，是上一轮全球化的赢家和保卫者。但是，供应链往智能化方向升级，往盟友洲方向转变，对于中国来说，也有很大的机遇。首先，智能供应链会启动一场非常巨大、悠久、深刻的工业革命，跟上一轮工业革命的规模和意义都是不相上下的。中国错过了上一轮工业革命的最开始的阶段，但这一次，中国可以从头到尾参加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底层技术全部建立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也有机会成为智能机器智能技术的供应者，也可以兼顾供应链的韧性和国家安全。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制造和物流的人均产出也会增加，环境污染也可以改善。但是，中国也面临很多挑战，有些挑战是非常独特的，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在供应链全球大挪移之后，中国将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如果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技术都脱节比较严重，进入一种内循环的模式，这对中国实际上是不利的；传统制造业和和传统运输业会显著收缩，大量减少雇佣规模，这对于一个劳动力大国来说，内部和外部同时带来冲击。从国家的管理层来说，要非常小心的管理，否则可能会影响稳定；中国能够把多少发达国家拉进以中国为中心的盟友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如果盟友州里全部都是人口比较多，但是比较贫困的亚非拉国家，这个盟友州的质量是成问题的，这是非常值得关注和不断考虑的问题。

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会形成多个供应链生态盟友洲，会有大量投资机会，人才也有很多机会投入到新兴技术和新兴经济的领域之中。但是，欠发达国家以传统制造和农耕为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的话，欠发达国家就缺少了进入发达社会、工业社会、智能社会的机会，就会造成一个全球性的贫富悬殊的固化现象。另外，短期来说，可能会造成全球产品价格的上升，也就是说，会造成一种全球的通胀。全球性的通胀和贫富悬殊的固化，都会使得地缘政治更加动荡，风险增加，所以这个过程要非常小心的应对。

这个过程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的乾坤大挪移，是由政治、资本、技术三股力量来驱动的。上一轮全球化主要是资本驱动，所以相对来讲，上一轮全球化实际上更为和风细雨。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智能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抓手，新能源新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芯片是很核心的技术，成为竞争对手的争相获取的战略技术。中美竞争的重要标的是智能装备，智能供应链，按照目前的这个速度竞争下去的话，结局可能会是供应链大分流。

过去花了60年才形成目前的全球化格局， 那么下一轮的全球化调整得以完成也会需要几十年，至少是20年。上一轮的全球化，虽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回顾起来，会发现那个过程是非常和风细雨的，包括资本的“无序扩张”，都是非常美好的。未来的20年，因为动因太过复杂，政治情绪太过非理性，可能会是一场惊悚的过山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都要系好自己的安全带。

审核编辑 ：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