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巨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肢解他们的可能性有多大？

继特朗普痛批亚马逊交税太少、冲击传统零售业后，Facebook创始人小扎又顶着巨大压力出席了国会的科技听证会，就用户隐私外泄和虚假信息干预大选的丑闻接受严厉质询。媒体和民众呼吁政府用反垄断之锤“砸碎”科技巨头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

硅谷巨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肢解他们的可能性有多大？

科技寡头成为吸收财富和社会资源的“黑洞”

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GAFA）这些巨型科技公司，成立时间大多不足20年（Facebook仅14年），但其经济体量、财富和影响力却实现了指数级增长，控制版图不断扩大，触手伸向更多敏感领域，成为数字经济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础设施和平台。

他们成功降低了社会沟通和市场交易的成本，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大脑、情绪、思维，介入并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

他们还密切追踪用户活动，收集大量数据（包括内容、在线浏览记录、联系人列表、设备信息、位置等等），并通过与第三方分享等方式套现，赚取超额利润。

截止2018年2月底，仅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四家公司的市值，就接近3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法国的GDP，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前50名中占了24%的份额！

其中，Facebook和谷歌的市值合集超过1.3万亿美元。即便将全球前五大广告公司（WPP、Omnicom、Publicis、IPG和Dentsu）、五大媒体公司（迪士尼、时代华纳、21世纪福克斯、CBS和Viacom），以及五大通信公司（AT&T、Verizon、Comcast、Charter和Dish）的市值加在一起，也仅是他们两家市值的90%。亚马逊则比沃尔玛、好市多、麦克斯折扣店、塔吉特百货等全美排名前15的零售商市值总和还要多。

巨头公司的市场占比同样惊人：亚马逊掌握着美国43.5%的电商市场，占据了75%的电子书市场；谷歌垄断了国内78%的搜索引擎市场，在欧洲甚至达到了92%；95%的年轻人使用Facebook及旗下产品；移动广告方面，谷歌和Facebook两家更是拿走了行业六成的利润和96%的行业增长份额。

科技寡头们变得无比庞大的同时，其负面作用越发明显，让民众、政府官员以及媒体深感不安，给他们扣上了BAADD的帽子——庞大（big）、反竞争（anti-competitive）、诱人上瘾（addictive）、破坏民主（destructive to democracy）。

这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科技寡头已经近乎失控，他们垄断了用户数据，还煽动技术狂热病，鼓吹用技术解决所有问题，放纵网络虚假信息传播，严重透支社会资源，冲击传统产业，偷逃税款，拉大了贫富差距，削弱了中产阶层，对国家的整体利益造成伤害。

科技巨头的“七宗罪”严重透支社会资源。

以苹果公司为例，其市值接近9000亿美元，但总资产不到该数字的一半，其中固定资产规模仅数百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苹果公司现金流高达2850亿美元，净现金流超过1600亿美元。该公司历史上用于资本回报计划的金额高达3000亿美元，其中2017年是500亿美元，今年则加倍至1000亿美元，仅用于股票回购的资金预计就达600亿美元之巨。虽然近些年苹果不断加大研发投资力度（2017年为116亿美元），但远小于上面的数字。

实际上，几乎所有科技巨头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用手中的巨额现金在全球大肆收购企业，或者回购自家股票支撑股价。

特朗普推出减税计划后，巨头们将把此前留在海外的大笔资金运回国内，但主要还是用于回购股票。从公司角度看，这样做能为股东创造了更多财富，似乎无可厚非。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无疑是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些资金倘若能应用于中小科技企业手中，科技创新和经济带动效应将是惊人的！

手持千亿美元的硅谷科技公司，还管理着规模庞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并提供信贷、支付、信用卡等多种金融服务，坐捞金融业丰厚油水，却不用承担持牌银行的责任，给当局的金融监管带来了严峻挑战，增加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破坏就业能力惊人。

科技公司虽然制造了众多的千万富翁、亿万富豪，其创造就业的整体表现业却远不如传统企业。截止2017年底，传统零售巨头沃尔玛的市值为2700亿美元，但它创造了超过230万个就业岗位。通用汽车市值不到600亿美元，雇员超过26万。宝洁的市值为2330亿美元，有员工9.5万。英特尔市值2090亿美元，雇员人数10.2万。与他们相比，苹果员工11万，谷歌6万，Facebook仅为2.3万。按照Facebook5300亿美元市值计算，每名员工相当于创造了2340万美元，是宝洁和英特尔的十倍，是通用汽车的近百倍！

能源、汽车、医药等传统行业，虽然也有过不少寡头企业，但毕竟培育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为美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现在的科技寡头不仅无助于巩固中产，还打算利用自己在自动化、AI、区块链、云计算、机器人等方面获得的垄断优势进一步颠覆制造业和服务业，这势必进一步冲击就业市场。

仅仅是无人驾驶汽车（包括卡车），未来一旦大规模部署，就会导致百万司机下岗。而这份失业清单还很长很长：超市服务员、仓库管理员、客服、翻译、律师、金融分析师……

事实上，过去20年里美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不断缩小，工资上涨极其缓慢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上涨，自大萧条以来美国30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变得没有父母30岁时那么富裕。未来如果不节制科技寡头，美国中产阶层的日子恐怕将更难过。

科技寡头更可怕之处，还在于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

以深刻洞察力和大胆敢言著称的乔治•索罗斯，对科技巨头有发人深省的评价：

“大型IT平台公司往往扮演着创新和自由化的角色，但随着脸书和谷歌的规模越来越大，它们反而成为创新的阻力，并通过榨取环境来赚取利润。采矿和石油公司榨取自然环境；社交媒体榨取的则是社会环境。后者的行为更加恶劣，因为社交媒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他看来，科技巨头的规模和“垄断”行为已经使它们对社会造成“威胁”，Facebook和谷歌“制造出一种让人上瘾的服务”，故意将用户的注意力转移到它们提供的服务上。这种行为十分有害，尤其是对青少年。互联网平台与***公司颇具相似性，正在引导人们放弃自主思考的能力，人们只能看到巨头们想让他们看到的。一旦缺少了价值观和信息的多元化，思想的自由也将无从谈起。

互联网巨头还破坏竞争和创新。

与制度严密、内部关系复杂、决策流程冗长的大公司相比，小团队更容易想出新点子，擦出灵感火花。科技巨头有人、有钱、有资源、有背景、有数据、有流量，但依然要面对创新难题。

因此，他们对行业小公司的竞争威胁十分警觉，要么用投资、用合作，用利益把小公司圈定在自己的联盟中，要么直接通过技术抄袭、合谋、排他性协议等压死他们。

Facebook买下了那些可能会抢走其用户的公司：开始是Instagram，然后是WhatsApp，近期则是tbn（一个可以发表匿名抱怨的APP）。没能将Snap收归门下，Facebook就不断抄袭它的创新功能，再用自己的用户和流量优势进行打压。

在硅谷，以往小公司能够将大公司拉下马来，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创业公司仍然能够拿到融资，仍然在取得突破，但跻身10亿美元估值“独角兽”行列的创业公司不到1%，将巨头阻隔在自己的业务领域以外的概率明显下降。即便逃脱被收购，也面临着残忍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创新遭到抄袭，项目遭到起诉。

在最近10年里，五巨头总共收购了超过500家公司（仅谷歌就收购了200多家），而成功的初创企业越来越少。从媒体、音乐人到作家、电影制作人，巨头们对这些创意经济的绝大部分都带来了破坏。未来，数字平台上创新想法虽然依然充满机会，但这种大包大揽势必扼杀竞争和创新。

▲最近10年成功的初创企业越来越少

此外，巨头们的纳税贡献与赚取的丰厚利润明显不成比例。2007年到2015年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税率为27%。而同期亚马逊只支付了13%的税收，苹果支付了17%，谷歌支付了16%，Facebook更是可怜到只有4%。与之相比，劳氏公司（Lowe’s）、埃克森美孚公司的税率接近40%，星巴克、迪士尼也超过30%。

这些硅谷巨头还大张旗鼓地参与并左右国内政治，包括用“钱袋”发起移民改革，支持自己中意的政客，帮助他们竞选州及联邦议员，在决策层安插“自己人”。亚马逊CEO贝索斯更是瞄准新闻传媒，收购了《华盛顿邮报》，意图掌握舆论话语权。

一些利益集团和地缘政治力量，也试图借助巨头掌握的海量数据和信息传播影响政治事件进程。此前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英国脱欧公投，都证明了这一点。

科技寡头的负面影响如此严重，美国政府怎会无动于衷。

但疑问也随之而来。

分拆科技寡头可行吗？

崇尚自由竞争的西方政府和民众、媒体，历来高度警惕寡头垄断。

不论是早期被“肢解”的摩根、洛克菲勒家族、AT&T，还是后来差点被分拆的IBM、微软，最后都做出妥协来给其他玩家留出市场空间。尤其是近十年，美国、欧洲的反垄断执法机关频频向微软、苹果、英特尔、谷歌、AT&T等科技巨头开刀，欧盟更是花了七年时间来搜集有关谷歌垄断的证据。可以说，GAFA面临的反垄断威胁，是现实存在的。

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数据垄断，科技寡头化的格局不可避免。但如果将其粗暴肢解，又不可避免会削弱他们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况且互联网巨头还跟传统企业相差很大，更像一个有复杂系统的有机生态体，与实体经济和金融业高度融合，与各方有纠缠不清的利害关系，使得各方在考虑分拆时都忌惮几分。

而且西方的反垄断行动，从舆论造势到政府约束公司市场行为乃至正式立案、审查及最终裁决，整个过程通常要持续10多年，其间贯穿漫长而复杂的多方博弈。因此，未来几年内，科技寡头或许还不会被强行拆分。

在分拆巨头真正可行之前，还有其他更紧迫的工作。

短期内，互联网巨头们的垄断地位很难被撼动，有必要用其他手段降低他们带来的负面冲击。政府需要切实承担起责任，避免政策制定被科技寡头绑架，并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减少科技寡头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

从技术层面看，政府不妨继续研究和探讨未来分拆敲碎这些科技巨头的方式和途径，确保这不会损害使用者利益，不会伤害技术进步和创新。但在此之前，有一些工作迫在眉睫，需要马上着手进行。

其一，通过新的法律，确保消费者获得更清晰的信息，便于他们控制自己的信息如何被使用，决定是否共享他们的数据、与谁共享、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其二，要对科技公司实施正确、有效的监管，完善现有的竞争规则，严格约束科技巨头们的并购行为，防止他们借此消灭自己的潜在“对手”，确保公平竞争。甚至在必要时出台规定改变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

政府还有义务监督科技巨头用容易理解的语言向用户详细披露它和第三方开发者的数据采集手段和使用数据的所有可能方式，弄清楚现在有多少第三方开发者在窃取用户数据，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没有机会轻易获得那么多的信息并滥用数据。

而在战略层面，政府应真正致力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更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改革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重建中产阶级的信心。

尤其是科技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时，必然有部分人群（尤其是中老年人）难以适应或根本无力转型，需要相应增加社会福利供给。如果不对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做出根本性改革，一个经济体将很难维持稳定的中产阶层，社会安定和经济增长都无从谈起，最终酿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政府必须用看不见的“第三只手”，强制将科技寡头的部分资源分配给社会公益。

政府和社会还要警惕滥用创新背后的系统性风险，在创新和滥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要确保教育和培训体系与时俱进，帮助那些受到人工智能冲击的不同行业的劳动力重新适应并获得新技能，以此应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而未来决定科技巨头们股价的，将不只是产品和服务有多好，更多取决于其能否借助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构建起核心竞争力，最大限度降低负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