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IBM的历史中寻找答案，探讨这家伟大的美国企业的兴与衰

Thomas Haigh是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主要关注信息技术史以及商业史。最近，经常有关于美国之伟大、美国为何不再伟大以及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讨论，但是伟大这件事十分复杂，我们对伟大的定义已经随着时间发生了改变。

数十年以来，IBM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最赚钱、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在所有美国企业中，只有通用电气、苹果、微软和艾克森美孚公司创造的财富比IBM多。虽然IBM近期问题缠身，但是自2010年以来它屡屡获奖：“最具领导力公司”第一名（《财富》杂志）、全美最环保企业（《新闻周刊》）、“全球最具价值品牌”第二名（品牌咨询机构Interbrand）、“全球最受尊敬公司”第二名（《巴伦周刊》）以及“全球最受尊敬公司”第五名（《财富杂志》）。

IBM对计算机学的技术贡献无人能及。公司的研究人员获得了6个图灵奖以及4个诺贝尔奖。IBM的工程师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硬盘驱动器、第一个软盘驱动器、第一个可在一系列可兼容的不同机器上使用的架构、第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高级编程语言、关系数据库、第一台科学超级计算机、第一个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架构、第一个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芯片。

托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

2014年，IBM入选《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美最大公司”（第20名）和“最受经理人尊敬公司”（第16名），将老对手微软甩在身后。不管是在美国商业界，还是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上，IBM一直都走在变革的最前沿。

追逐伟大

IBM的历史可追溯到赫尔曼·何乐礼（Herman Hollerith）1986年创办的制表机公司（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其生产的穿孔制表机可以快速地处理通过打孔储存在卡片上的数据。穿孔卡技术最初用于完成美国人口普查，后来被用于商业上的统计工作。

1911年，何乐礼的公司与其他几家生产特殊商业设备的公司合并为CTR公司（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 Company）。“CTR”中的“C”代表“计算”（Computing），当时指的是磅秤——语言随着时间演变的一个有趣例子。1914年，托马斯•J•沃森担任CTR总经理。10年之后，CTR改名为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虽不太明确但野心更大。自此，IBM开始不断地迅速成长。

沃森刚开始是一名推销员，他进入以创新的销售方法而闻名的全美现金出纳机公司（NCR），成为了一名推销人才。沃森非常喜欢在公众面前做演讲，他常常在公司集会和野餐时让大家聚在一起听他演讲。IBM有着严格的着装规定：白色衬衫，面部无胡须。

公司员工要唱公司的歌。在《永远向前：IBM动员歌》（《Ever Onward: IBM Rally Song》）中，有这样一句歌词

“我们虽然很强大，但是我们会变得更强大，我们不能失败，我们的目标是服务全人类”

沃森用明确的使命感和对伟大的痴迷成就了IBM。在1935年版的《IBM歌集》中，“伟大”这个词出现了至少45次，这本歌集的前两首歌是《美国》（America）和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后面86首新歌的内容都是在歌颂IBM的方方面面，其中很多好歌，例如《To Our I.B.M. Girls》和《To W.F. Titus,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In Charge at Endicott》。

对于沃森而言，伟大意味着在员工身上和下班时间进行投资，激励员工，并留心劳工纠纷和劳工组织化的威胁。IBM在成长过程中模仿了NCR公司的做法，引入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福利资本主义”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公司将自身标榜为现代劳动实践的典范，他们为员工提供退休金和分红等福利计划，员工教育计划（例如艺术课程）和体育社团。IBM成立了自己的乡村俱乐部，还建立了职业阶梯，以便原本担任制造或办公室职位的员工通过升职从事技术工作或管理工作。

沃森很有政治远见。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中，许多公司走向了衰败，但是IBM却迅猛发展，从1935年到1940年其营收增加了一倍。大部分业务来自于新政计划扩张政府机构的政策，包括成立社会保障署，这大大增加了对穿孔制表机的需求。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IBM为军方提供工具协调军队调动，制造用于破解密码和其他军事应用的特殊机器，丰富了自己的产品。从1940年到1950年IBM的营收增长了两倍。

成为伟大的国际公司

在沃森担任国际商会主席时，他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通过世界贸易实现世界和平”的理念，积极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沃森一直希望IBM能走向全球。“IBM”中的“I”代表的正是国际。

伟大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和平与稳定。IBM有一首不太有名的歌叫做《To Our Great I.B.M》，这首歌赞扬了IBM的海外员工，“海外——热带炎热地区和北方寒冷地区”，“IBM共辉煌——太阳永不落”。沃森非常喜欢在遥远的地方设立新的子公司，赢得当地的达官显贵的欢迎。这首歌将沃森称为“我们伟大的总裁——商业世界的国王”。

欧洲是IBM最大且最成熟的市场。IBM在欧洲拥有各种各样的分销协议、合伙关系和股份，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部分都落入纳粹手中。纳粹政权没收了IBM的德国子公司，负责控制IBM在被攻克国家的业务。战争结束后，IBM这才有机会以新的模式重建欧洲业务。IBM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IBM世界贸易组织，由其控制各国子公司的运营。

欧洲政治家们钟爱出口却憎恨进口。他们严重受损的经济十分缺乏外汇。但不幸的是，只进口不出口或只出口不进口是不行的。在与文化历史研究员Petri Paju进行的研究中，我研究了IBM在战后为了重建国际贸易提出的新协议，当时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货币短缺，进口关税猖獗，政府强烈反对贸易逆差，这使得自由贸易完全不可能。

IBM全球化的计划将重点放在了一种不起眼的产品：电传打字机。与穿孔卡技术相比，电传打字机价格更加亲民，易于以每次一台的模式向一家企业推广。对IBM新成立的欧洲子公司来说，电传打字机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产品，可以帮助他们与当地企业建立信任与关系，而这些企业之后也许就会采购穿孔卡设备或计算机。为了避免成品被征收当时最高的关税，IBM将打字机组装厂建在了它的八大欧洲市场。

这种做法很实际，但是并不是最佳方案，因为IBM无法在荷兰这样的小国家制造电传打字机所需的数千种部件，而且由于政治原因无法进口全部部件。IBM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确保每个国家生产打字机的部分部件，然后在本国内用这些部件交换所需的其他部件。这样，各欧洲子公司就可以自由交换商品，而且不会造成贸易逆差。

大约同一时间，IBM和美国因为相同的原因加深了与欧洲的贸易关系。IBM提出这个商品互换计划时正值冷战早期，当时苏联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并准备向西欧扩张。

沃森是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复兴欧洲经济可以让犹豫不决的欧洲民众选择资本主义，加强美国的地位，与先前敌对国家的IBM员工重建信任。由于IBM的公关工作，《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将马歇尔计划描述为“让欧洲更加统一的重要一小步”。

欧盟缔造者之一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为了表彰沃森作出的这些努力，授予了沃森法国的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大军官勋位。国家稳定、经济开放、国外市场的发展关系这IBM的切身利益，当这些条件未得到满足时（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南美洲），IBM的业务就会受到影响。

1956年，沃森将IBM的控制权转移给儿子小托马斯·沃森 (Thomas Watson Jr.)，不久之后便去世了。随着经济壁垒的消除以及欧洲经济的恢复，IBM的国际业务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冷战造成的统一压力以及时势带来的机遇，塑造了IBM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当时主要经济体迅速从战争灾难中恢复，为IBM带来营收增长，不过仍无法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

IBM在各国的子公司不仅帮助其所在国实现伟大，还帮助IBM这家日益全球化的公司实现伟大。

许多子公司设立有自己的设计部门、研究部门、制造部门、销售部门和支持部门。这些子公司的员工和管理人员主要来自于当地，这给了它们一个双重身份——立足当地的公司以及美国经济实力的代理人。IBM的员工进行着不同层面的交流。

在IBM芬兰子公司（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员工主要与芬兰客户和同事交流。在参加培训课程时，他们与其他北欧国家的员工一起在瑞典的地区培训中心接受培训。高级员工或被迅速提拔的员工可能去位于巴黎的IBM欧洲总部会参加会议，或者在别国的研究机构完成一项临时任务，或者参加IBM 100%俱乐部为最优秀的销售人员举办的豪***际聚会。

让美国伟大

IBM新兴的计算机业务在美国本土成功崛起，这要归功于它是冷战早期“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离职演讲中提出）发起者之一。被称为“国防计算机”的IBM 701大多流向了负责政府项目的原子实验室和太空工程公司。当时，政府官员管理着IBM 701的交付顺序，按照客户对国家安全的贡献的大小对他们进行排序。

50年代末期，IBM在开发第一台超级计算机STRETCH时为其设定了与IBM 701相同的市场。STRETCH采用了新的半导体封装技术、新的架构特性（例如传输和存储保护）以及新的功能（例如多任务处理）。美国政府用于完成信息解密和关键词搜索的HARVEST系统——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数据挖掘项目的鼻祖，其核心就是一台经过改造的STRETCH超级计算机。

1961年IBM对STRETCH进行了首次测试，结果发现STRETCH的运算速度比IBM前代旗舰系统要快30倍，放在今天这种进步是无法想象的。但不幸的是，IBM之前向客户承诺STRETCH的运算速度要比前代旗舰系统至少快60倍，其定价也是按照这个运算速度确定的。STRETCH很快在市场上下架，不过数十年之后，历史学家发现 STRETCH项目中的新技术对 IBM之后统治大型主机市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IBM电子设备转型意义更大的是SAGE——一批与雷达站互相连接的防空中心，指挥战斗机拦截苏联的轰炸机。我经常听到有人声称ENIAC 、Colossus等早期的计算机可以占满一整栋建筑（甚至一个城市街区）。这完全是瞎扯的，位于SAGE核心的AN/FSQ-7计算机是唯一一个体积接近如此程度的计算机。

两组全套计算机设备被连接成一个冗余的集群，填满了每个SAGE控制中心（共23个）的一整层楼。当时政府对沃森这样的美国富翁征收税率高达91%的边际所得税，将所得资金疯狂拨给国防项目，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SAGE成功推动了真空管技术的进步，但是这种技术永远无法用于商业用途。SAGE还开创了计算机网络、实时操作和图形化显示。

SAGE本身的防御目标是轰炸机而不是导弹，因此还没来得及全面部署在战略上就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是它一直运营到了20世纪80年代。SAGE真正的遗产是技术上的。

虽然IBM的主流业务从穿孔卡逐渐转为小型计算机，但是它的国防项目直接着眼于未来。在冷战中，美国的策略是在不引发大型战争的前提下抑制苏联的扩张，这要求美国必须在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力上有明确的优势。IBM和其在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伙伴（例如麻省理工大学和系统开发公司）为SAGE和STRETCH研发的技术可以帮助美国保持这些优势。

承担巨大风险

伟大意味着承担风险和对新技术和新平台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投资。

在20世纪60年代，身着深色西装和立领衬衫的IBM人进行了一场豪赌，其规模之大足以让当今身披卫衣、追求刺激的硅谷高管望而却步。虽然今天的科技公司喜欢吹捧他们的“造梦”工程，但是Alphabet、Facebook和Oracle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主导着利基市场的少数产品和服务。向后兼容要比创新更为重要。

微软就是一个好例子，它成功地将Windows和Office产品变为可以带来巨大收入的垄断产品。大多数科技公司在初创阶段开发出一个平台，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中确保其稳定地成长，并防御竞争者的威胁。

在70年代之前，IBM 在以商业为导向的主机市场占有类似的统治地位，但只是因为它在60年达早期启动了一个庞大的研发项目。1964年4月，IBM推出了大型计算系统设备集合体System/360，这使得先前建立的整个生产基地变得无用。

两年前，据报道IBM斥资50亿美元研发新的大型计算系统设备集合体，这个数目是它全年营收的两倍。据小托马斯•沃森称，实际的成本非常高，以至于1965年IBM发现“几周之后公司就需要用紧急贷款给员工发工资”。

在这之前，IBM为不同的市场和不同规模的公司推出来几种不兼容的大型计算系统设备集合体。客户越来越希望能获得大量与机器捆绑在一起的系统软件包，例如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为这么多的不同平台分别开发工具的成本不断增加。

不兼容问题还给客户忠诚度造成了威胁。每隔几年，客户现有的计算机就会被淘汰，但是成功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数十年并且会不断演化。任何需要客户重新编码其应用的计算机更新都会为IBM的竞争者带来窃取账户的机会，而且最新推出的COBOL语言可以让用户在不同厂商的计算机之间移动应用程序。

正是这个项目提出了“计算机架构”这个术语，相对于通过在某个计算机模型上的应用来描述设计特性，用这个术语可以进行更加抽象的描述。System/360在全行业范围的机器上采样了一种常见的机器指令集、字长、字符集和外围设备接口。例如，小型机器采用的是大型机器可以在硬件中直接处理的微指令。从最小到最大，第一批System/360机器在内存容量上相差500倍，在处理器性能上大约相差20倍。

这些机器都只能运行一个操作系统，较大的计算机可以加载更多的模块和开启更多的功能。该计划的这个部分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果，弗雷德·布鲁克斯（Fred Brooks）围绕OS/360的问题写了一本经典著作《The Mythical Man Month》，这本书后来成为软件工程学的开拓性著作，并帮助布鲁克斯赢得了美国计算机协会(ACM)图灵奖。

虽然遇到了上述种种问题，但是IBM的豪赌给它带来了巨大的成功。IBM的核心平台在接下来的50年经历了无数的新模型并随着不断演化，其中包括370、380、390以及今天的System z机器。这些模型从未放弃对360的向后兼容性，而且IBM一直占有着主机市场的统治地位。IBM在60年代的直接竞争者包括通用电器，虽然通用电器的规模仍然比IBM大很多，但是它仍然不愿意在这项投资上追赶IBM。在接下来的10年间，大多数公司放弃了算机业务，但IBM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支持伟大的设计

对于小托马斯•沃森而言，伟大还意味着致力于追求优雅的设计和优秀的现代架构。

IBM的System 360在最近播出的电视剧集《广告狂人》中大显风头， 它优雅的复杂性象征着广告分析方法的崛起。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干净、自信的设计美学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受欢迎。古典式房屋、家居和消费品往往会被高价出售。IBM致力于推广这种设计美学并使其在美国成为主流，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公司能望其项背。

约翰·哈伍德在其著作《The Interface: IB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Design, 1945–1976》中写道，IBM设计总监艾略特·诺伊斯（Eliot Noyes）组建的团队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团队之一。他们的技巧不仅赋予了IBM的计算机和办公产品统一且高雅的设计语言，而且还被应用在了文献记录、公共展览和建筑学中。

IBM聘用了埃姆斯椅设计者Charles和Ray Eames夫妇设计了计算机历史的早期展览品之一。IBM的地标性建筑是由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等明星建筑师设计的，IBM的标志像一面旗帜一样挂在世界各大城市的IBM大楼上。

IBM的伟大还在与他对科学的执着。

IBM聘请了工业建筑师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圣路易斯拱门和肯尼迪机场TWA航站设计者——设计了IBM位于纽约约克城高地（Yorktown Heights）的研究总部。这幢建筑的曲线呈椭圆形，在黑暗中像飞碟一样闪闪发光。

50年代，IBM保留了注重实践、以产品为中心的工程学文化，很久之后贝尔实验室和通用电气才开始聘请科学家并建立中心化的研发中心。沙里宁想象中的IBM的研究人员是“身着粗花呢制衣服，抽着烟斗的男人”，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大学式研究机构，享受这IBM慷慨的薪酬和福利计划，而且不用教书。

IBM在超导性和电子显微学等基础领域上的基础研究让其获得了诺贝尔奖。IBM乐于为基础科学提供资金，它研发和制造的很多产品都具有很多的创收潜能，例如半导体、磁心贮存器、硬盘驱动器、键盘、穿孔卡、打字机和录音机等。

伟大所面临的威胁

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最成功的一些计算机公司将目标瞄准了IBM核心架构在当中竞争力不足的利基市场。

美国DEC公司占领了巨大的微型计算机、SDC和Cray超级计算机（Cray targeted supercomputers）新市场，王福朋创立了一家致力于文字处理和办公自动化的发展迅速的公司。IBM在这些领域都提供有可信任的项目，但是其他公司已经成立后他们才想到创建这些项目。IBM必须为研发等工作提供大量的经费，从自家工厂获得零件。

为了避免威胁到其他部门的产品，相比对手的产品，IBM的小型计算机不是性能较弱，就是价格较高。IBM在部署内部研发的新技术（例如RISC处理器价格和软盘）的力度也不及对手。但是，IBM在产品质量、销售和支持上的实力有时可以抵消这些缺点。

个人计算机市场的繁荣给IBM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挑战。个人计算机比传统的计算机便宜很多，设计和生产周期更短，其客户通常是个人或公司部门，而不是企业的信息系统部门。1981年，IBM用5150个人计算机惊艳了世界。这款计算机不像其他任何IBM产品，倒是像与其竞争的产品，它是由一个小团队使用标准部件设计的。IBM的个人计算机产品为迅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个人计算机设定了一个标准，并且逐渐演变成一个主导桌面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和超级计算机市场的平台。

但是，从长远来看，IBM 在它定义的新市场上竞争力不足。IBM试图将市场转移到新的、专有的、标准的PS/2大型计算系统设备集合体上，以此来对抗“克隆”机器的生产者，但是遭遇了惨败。90年代早期，IBM仍在生产坚硬的个人电脑，面向企业的ThinkPad笔记本电脑给它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后来却遭遇到了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它在这个市场中毫无固有竞争优势。

重新定义伟大

IBM在其旧总部Endicott的老工厂们现在已经成了废墟。IBM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制造工厂也都没落了，比如在苏格兰Greenock的一家工厂，辉煌时期这里曾经雇佣了13000人。

IBM最近几年的员工的总数一直在390000左右波动，接近1992的峰值，从2010年以后，IBM已经不再对外宣布不同国家的员工数量，但是大家认为其大多数员工都在印度工作，而不是在美国本土。IBM已经不是一家美国占主导的公司了，或是说不再是在其中心业务领域里的领导者。

IBM不再是主要的美国公司，或者是其中心业务领域的一个明显的领导者。它已经放弃了以前的承诺。也许今天的IBM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朽的、具有公德心和爱国心的骄傲的“蓝色巨人”，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公司本身，而是要把其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演变中来看。

1993年，IBM宣布了公司年度亏损为50亿美元，这是历史上所有公司的最大年度亏损。它的新经理Louis Gerstner面临要求拆分公司和出售零件的呼声。与此相反，他开始了从大众市场硬件转向软件和商业服务的战略重新定位。

Gerstner 一下子就裁员了60000个工作岗位，是截至到那个时候的美国企业史上最大的一次裁员计划，这也标志着新的IBM文化的到来，也就是说公司不再对员工做出提供终生工作的承诺。IBM将不再是沃森的遗产，而是要寻找伟大的新定义。

从某种程度上讲，IBM的转变是管理上的胜利。非常大的科技公司很容易崩溃。很少有公司经历过严重危机但是恢复过来的。 有很多像Wang, Data General, Palm, DEC, Digital Research, Novell, Word Perfect, Lotus, 和 Compaq这样的公司经历过危机后，很快就被其更成功的竞争对手收购和同化了。

最近雅虎的核心资产被Verizon收购，同时结合了美国在线AOL的部分。Verizon 没有采用他们原来的名字，认为其名字在品牌价值上是负值，没有任何意义。

像谷歌这样的新科技公司一样，IBM特意培育出与众不同的企业文化，像产品一样精心塑造其组织结构。IBM趋向做一个早期去尝试非常彻底的组织革新者，但不会做先驱的实验品。只有到了老沃森（Watson Sr）逝世后，IBM转向了管理委员会和强有力的部门结构。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种族紧张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经过了现代化洗礼的IBM接受了企业慈善事业的同时，也接受了致力于在雇佣和晋升时照顾性别和种族多样性的实践。它采用的福利计划、研究实验室和遵循了类似轨迹的工业设计，同时它最近也拥护时尚的绿色城市理念。为了保持其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模式的地位，IBM一贯采用各种新鲜理念和方式，就像他们进入到主流企业一样。

如果说IBM上世纪80年代的股东革命有点晚，现在其最信奉的就是“贪婪是好的” （greed is good），它强调了公司存在以使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观点，而这超出了对员工、社区或社会的责任。但是，正如IBM早期的转变一样，IBM以一种复仇的姿态拥抱了新兴的正统派。这意味着要转移利润较低的企业。

随着危机的开始，IBM在1991出售了它的打印机业务创建了美国利盟公司。即使IBM恢复财务健康，这一过程仍在继续。2003年，它把硬盘驱动器业务卖给了日立（Hitachi），2005年，标志性的ThinkPad笔记本电脑品牌进入联想，随后是2014年的低端服务器业务。其销售点业务于2012出售给东芝（Toshiba），其半导体制造业务于2015被GlobalFoundries获得。

新的伟大定义是由首席执行官Sam Palmisano在2010年提出的，当时他向投资者承诺，IBM的每股收益将从2010到2015年翻倍。IBM试图通过削减成本，例如员工和新技术的投入，并利用出售公司股票的资金回购股票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些做法损害了IBM在云计算等新战场上的地位。

尽管最近，IBM在努力改变方向，其收入却连续下降了22个季度。IBM曾试图挽回劣势，重新回归伟大。

沃森与特朗普

IBM将其在芝加哥河上标志性建筑出售给了一家私人股票集团。它的巨型标志已经被拆除，但是一个巨大的特朗普徽章在隔壁的摩天大楼上闪闪发光。

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应当的，就好像IBM从世纪中期的伟大的美国中的撤退，打开了美国世界地位的另一扇大门。全球资本主义，首先是由金融驱动的，已经撤回了对工人和国家的长期承诺。美国公众对大企业、自由贸易和国际参与已失去了信心。特朗普承诺通过修建城墙、背弃对北约盟国的承诺以及撕毁贸易协定，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老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 SR）和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世纪”的范本。这句话是在战争期间被提出的，因为在战后的世界里，美国保持了一个稳定的、遵循国际秩序的形象，其盟国和企业也都兴旺发达。

奇怪的是，作为个人，老托马斯·沃森和唐纳德·特朗普有很多共同点。两家家族企业都是以自己的形象塑造的。沃森对于他的亲生儿子来说，是一个难相处的、变化多端、情感疏离的人。像特朗普一样，喜欢利用人群的能量，喜欢借助委员会会议的方式。两者都是通过人际关系而不是组织结构来工作的。两人都是滴酒不沾的勤勤恳恳的工作狂，作为商人，觊觎来自两党的政客。特朗普至少改变了五次政党登记。

沃森对权力的崇拜胜过任何意识形态的信念，他可以轻而易举的从对推动罗斯福的新政的拥护改变到推动艾森豪威尔的政治生涯。《时代》杂志在纪念沃森的文章将他描述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推销员”，但他最伟大的产品就是他自己。沃森早期到其他国家出访最大的乐趣是把他的旗帜插到另一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子公司被称为沃森公司而不是IBM。

特朗普在20世纪80年代尝试建立一个传统的商业帝国，在债务和多项破产的压迫下，这个商业帝国崩溃了，之后特朗普又重塑了自己的国际品牌，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其他企业的许可。早在IBM发展成为一家顶级公司之前，沃森就把自己打造成家喻户晓的名字，并获得了该国最大的补偿计划之一。特朗普的公关天赋和作为一个现实电视明星的角色给了他一个无以伦比的宣传，比其他的更大的开发商要出名的多。

尽管有这些共同的特点，事实上沃森和特朗普仍然持有分歧，即如何使美国在政治和资本主义方面有更深刻的转变使其变得伟大。沃森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繁荣的愿景总是很容易被批评，尤其是他希望领导的那些方面，但与替代方案相比，它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

IBM的战后欧洲投资服务于该公司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但只有在关税和资本管制解除后，消费者才能负担得起更昂贵的穿孔卡片和计算机系统，多年后他们才付清这笔钱。沃森坚定地致力于消除贸易壁垒，他相信跨越国界延伸供应链将促进和平与繁荣，这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扩张中得到了证实。

我觉得Charles Wilson在1953年的国会上也表达了此观点，他是另一位政治上从事商业活动的领导人，他说“对我们的国家有利的对通用汽车也有利，反之亦然。”他还确信，对IBM有利的东西对美国也有利，对全球繁荣和自由民主的广泛推行也有好处。这种对企业美德的盲目和自负的信念早已破灭了。

最近，我一直觉得自己更喜欢炫耀、自负的老托马斯·沃森和他创造的帝国，它比我想象中的更成功。引用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一首短诗，他在特朗普当选前一天去世，

“哦，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不会喜欢的。美国之后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