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控制我们体内的科技？ 论我们身边的“电子人”世界

我们生活在一个电子人的社会里

凯伦·桑德勒

凯伦·桑德勒与她的起搏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该设备可以挽救她的生命。另一方面，它有时会突然并且不必要地惊吓到她，将她心跳中的轻微异常误认为是求救信号。

在桑德勒的怀孕期间，这种情况出现了两次：心脏起搏器检测到她的心悸（这在准妈妈身上很常见），并发出不必要的震动。由于担心设备会再次失效，桑德勒请求制造商访问其源代码，并希望能重新配置该植入物以适应她的状况。但制造商拒绝了她的要求。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我的心脏病医生给我开一些心脏药物，这会大大降低我的心率，以至于让我上楼梯都变得困难，”桑德勒告诉Digital Trends，“而这种药物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我的起搏器对我进行不必要的治疗。”

桑德勒现在担任软件自由保护协会的执行董事，该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推广免费的开源软件、支持开源项目、并鼓励采取与我们今天使用技术的方式更为相关的政策。

她是为数不多的现代电子人中的一员，为控制他们体内的技术而斗争。这似乎是一个深奥的问题——一个影响那小部分配备医疗设备、假肢或实验性植入物的人的问题——但是随着被植入某种设备的人数不断增加，电子人权利和电子人法律必将影响我们所有人。

电子人社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电子人的社会里。看看你身边任何一个公共汽车站或咖啡店，很明显，我们与我们周围的技术有着紧密的不言而喻的联系。从被我们牢牢握在手心的手机，到将我们的行为模式和行踪编织在一起的无数数据和元数据，技术工具已成为没有实体的数字器官，好像一个长在我们手掌中的小脑袋一样。

布鲁金斯学会关于机器人法律的报告的作者之一简·庄说：“按照目前的法律，我们的电子人化、我们对无所不在的技术的依赖，不管是否真实地植入我们的身体，都有可能使我们更加强大，但也更加脆弱。”她是布鲁金斯学会关于机器人法律的报告的合著者。

“更加脆弱，是因为我们可能受到新形式的妥协和剥削，不管是我们的隐私受到侵犯，还是其他的问题，比如我们有权对我们的健康状况和健康数据做出自主决定。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可能会在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方面设置新的障碍，而这些信息以前可以通过如搜查令的方式来获取的。”

根据庄的说法，这种新发现的技术力量和脆弱性可能需要一套全新的法律法规，旨在保护每一个在充斥着监控和数字化的社会中的个人（他们的数据和增强）。

电子人权利简史

电子人的权利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将电子人的权利与人类的一般权利相提并论。在她1984年的一篇文章《电子人宣言》中，女权主义者和文学理论家唐娜·哈拉威说到，我们“都是机器和有机体的嵌合体，理论和实体的混合物，简而言之，我们都是电子人。”

2002年，当加拿大工程学教授史蒂夫·曼恩穿着由电线和电子设备组成的网络来增强自己的感官能力时，这个话题迅速成为全国头条新闻。在此过程中，他被机场安检，脱衣搜身并受到了伤害。除了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之外，曼恩还遭受了56800美元的设备损失。十年后，他在法国巴黎的一家麦当劳遭到殴打，因为员工们反对他的数字眼镜。

史蒂夫·曼恩

第一个政府认可的电子人是在2013年被宣布的。尼尔·哈比森是一名色盲艺术家，也是电子人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他的颅天线植入物让他能够检测到颜色。当时，他游说英国政府允许他带着他的设备拍摄护照照片。

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最近才开始讨论电子人权利问题。

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警察不能搜查在逮捕期间被查获的手机，因为手机是我们生活中如此的亲密部分，这会破坏《第四修正案》。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写道：“手机......现在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于来自火星的访客可能会以为，手机是人体解剖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采取了后续行动，裁定警方需要从运营商处获得授权才能获取手机数据。通过采用数字时代的隐私规则，法官们提出了关于我们的设备是如何延伸我们的思维并超越了我们的身体的法律案例。此前，罗伯茨将手机称为“人体解剖学的一个特征”。之后，他又写道，手机“忠实地跟在主人身后，进入私人住宅、医生办公室、政治总部以及其他可能暴露身份的场所。”

国外也在争论个人用科技为自己身体的辩护的权利。今年3月，一名名叫Meow-Ludo Disco Gamma Meow-Meow的澳大利亚生物黑客因违反公共交通公司OpalCard的使用条款而被罚款220美元，因为他将自己的地铁卡芯片植入了自己的手中。除此之外，他还需要额外支付1000美元的法庭费用。但在对他的判决提出上诉后，一名地区法院法官以Meow-Meow的良好品行以及“涉及一系列独特环境的不寻常（案件）”为由，推翻了对他的判决。

尼尔·哈比森（左）于2015年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发表演讲

这个案子可能并不像那名澳大利亚法官所认为的那么不寻常。世界各地的生物黑客，尤其是我们自己的Emerging Tech编辑器，已经将NFC芯片和大米尺寸的RFID标签嵌入到了他们的手中，他们利用这些微型植入物打开应用程序，打开大门并存储个人数据。

有的国家甚至举国都参与其中。去年，瑞典开始在公共交通中使用NFC植入物进行试验。大约有1500名测试对象在他们的皮肤下嵌入了NFC芯片，这使他们只需刷一下他们的手，就能在火车站办理登机手续。

“植入物和其他身体修改都很有意思，因为根据我们的法律，身体在很多方面都是受保护的空间，”庄说。“我们将看到这种保护的许多变化。”

公司超过消费者？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电子人研究员克里斯·哈布利斯·格雷说，从历史上看，该公司对其专有信息的权利，并已经超过了消费者了解其设备细节的权利。格雷担心，与人类的大脑和身体更紧密结合的新技术，仍然受到的监管，就好像它们是旧技术一样，但在旧技术中，人类和机器的区别十分明确。

格雷说：“今天的人们几乎没有权利获得植入其中的专有信息。资本优先于个人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探测荧光棒：当在长曝光的照片移动时，可以看到监控摄像头的视场。

凯伦·桑德勒在分娩后更换了她的心脏起搏器，并选择了一家新的制造商，但她仍然面临着一些漏洞，她说，通过访问源代码，这些漏洞可以被稍加修复。

“现在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心脏起搏器都默认输出信息，”她解释道。“它们有一个始终可以连接的无线接口，目前大多数这些设备都没有加密，所以它们完全可以被利用。”

起搏器包含个人信息，包括一个人的姓名、心脏状况和医生信息。一个想要入侵植入物的不法分子既可以访问这些信息，也可以操纵设备使其发生故障。

“目前，我们的设备基本上都是最糟糕的，”桑德勒说。“我们在这些设备上没有真正的安全性可言，这意味着任何拥有非处方设备的人都可以控制我们的设备甚至导致致命的冲击......而且有一些代码无法供我们审查。所以我们既没有透明度，也没有安全感。”

电子人权利可能是什么样的

一些快速解决方案将有助于解决桑德勒的问题。她说，消费者应该有权不公开他们的医疗设备数据。源代码也应该提供给研究人员审查，但研究人员可以根据保密协议获得访问代码，使他们能够测试漏洞，与制造商分享他们的发现，并且只有在公司无法修复产品的情况下，才能将其公之于众。

对于格雷来说，一个更为全面的法律修改是为了给所有个人更广泛的自由。他在《电子人权利法案》中提出了这些想法。

格雷说：“根本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保障权利基准，但我们也希望它能被宪法或其他权利声明所涵盖。”

加州州立大学蒙特利湾分校的律师和生物伦理学家琳达·麦克唐纳·格伦对此表示赞同。她指出，法律的发展反映了不断变化的规范，并坚持认为，在我们这个超连接的时代，我们将需要对法律作出重大的改变，使之适应人与技术的统一。

“根据传统，在法律之下，存在着这种对立。”她说，“要么你是一个人，要么你是财产。也许现在是法律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也就是说，与其把它看作是一个对立面，我们可能更希望将其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其中，那些设备开始与它们的所有者融为一体。

然而，格伦承认，连续统一体概念可能存在其“黑暗面”，这可能导致将事物被分为“非人类”或“不如人类”两类。

凯文·沃里克，世界上第一个电子人，他也是英格兰雷丁大学的控制论教授。

控制论教授凯文·沃里克表示，当某些权利从公司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时，关于责任的问题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障碍，沃里克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子人。虽然沃里克支持桑德勒检查（也许甚至改变）心脏起搏器软件的权利，但他指出，如果设备出现故障，这可能会使问责问题复杂化。

“如果她确实有（源代码），并决定重新编程，使之以不同的方式工作，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沃里克说，“如果她后来生病了，甚至死于疾病，那谁来负责任？如果她将其重新编程了，那谁又该对此负责？”

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律师和立法者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他们的回答将决定着我们作为技术生物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