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伴随着三星买下格芯传闻、三星折叠屏事件、韩国境内超万亿投资扩产半导体产业。三星,这家世界级的半导体巨头,再次引起国内重视,不可小觑 的敌人。
三星最逆天的是,它控制着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
2017年,三星终结了英特尔25年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同时,它还“干掉”苹果,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
在全球,三星依旧是最大的手机制造商。除了手机,三星在电视、存储器、面板等近20种产品上都是全球NO.1。
在韩国,三星的影响力更是“一手遮天”,其营收占韩国GDP的20%。有人调侃,韩国人一生有三件事情无法避免,死亡、税收和三星。
除此之外,三星还是韩国第一大军火商、全球三大造船厂之一,会造飞机、坦克,迪拜塔、台北101、吉隆坡双子塔都是它盖的。
最逆天的是,它控制着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手机三大件CPU、存储器和液晶面板,后两项三星都是全球第一,芯片代工全球第四。
以存储器为例,三星DRAM的占有率高达50.2%,NAND闪存也有36.6%。只要你生产手机,就离不开三星。苹果很牛,面板和内存却是三星的,CPU也找三星代工。华为和HTC都曾因为三星断供吃过大亏,前者栽在UFS闪存上,后者栽在OLED面板上。
如此“变态”的控制力,甚至引发了行业的恐慌。
宏基创始人施振荣和台积电老板张忠谋公开表态说,三星是***IT业的敌人;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则声称,打败三星是他毕生的目标。日本科技界,同样对三星“恨”之入骨。但目前,它的地位依然牢固,强者恒强。
三星称霸的领域,也是中国人最心痛的短板。
多年来,我们一直大量进口原油,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13年,半导体就取代石油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产品,年进口额超过2200亿美元。这其中,三星“贡献”了一大半,韩国因此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然而,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家控制力惊人的企业,40年前还在给日本人打工,30年前还在生产廉价的“地摊货”,20年前还在被索尼吊打!
是什么让它实现了惊天逆转?
孤注一掷
三星的逆袭,得益于它在半导体上一次又一次赌徒式的投资。
这个韩国最大的财阀,起点只是一家小商会,由李秉喆创办于1938年,最早做贸易,贩卖干鱼、蔬菜、水果到中国。60年代涉足制糖、织布、化肥等领域。1969年成立三星电子,开始生产黑白电视。
六七十年代,全球电子产业飞速发展。李秉喆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高附加值的行业是韩国未来的希望。但他的想法也仅仅是给日本三洋打工。
当时,半导体技术垄断在美国和日本手中,李秉喆不敢有太多奢望。公司大多数人,包括关系亲近的社长,都反对投资半导体,连政府也不看好。
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健熙站了出来,对父亲说:“爸,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要试试看那件事!”
于是,在“半导体会搞垮三星”的过激言论中,李健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1974年,他用自己的资金,买下韩国半导体公司,剑指当时正在兴起的内存技术。
内存又叫存储器,是大多数电子产品的主要部件。根据不同的技术,分为很多种类,目前主流的是DRAM内存和NAND闪存,前者用作手机和电脑系统内存,后者用作手机闪存和固态硬盘(SSD)。
野心勃勃的李健熙很快就尝到苦头,他先后50多次前往硅谷,引进技术和人才,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资,还是不断亏损。
走投无路之下,父亲终于出手,派得力干将来辅佐自己的儿子。两次石油危机让他意识到,身处资源匮乏的小国,三星的未来是半导体。
“一定要在我闭眼之前开始这个事业,这样三星才会安然无恙。”
1983年,三星在京畿道器兴建立第一个半导体工厂,正式向内存宣战。然而,父子两人都低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性。
在人们印象中,电子产品每年都降价。但内存很奇葩,它和化工品一样,是重资产、强周期,价格大起大落,涨起来数钱数到手软,跌起来连自己都想砍。好处是,一旦熬过衰退期,你就是号令天下的老大。
在这个行业混,策略只有一个,要么拿钱砸死对手,那么被对手拿钱砸死。
英特尔是这个行业最早的玩家,1970年就将DRAM投入大规模应用,四年后横扫80%的市场。之后,日本人异军突起,击败了英特尔。
当三星染指这一市场时,日本人已经是世界霸主。好不容易突破技术封锁,从当时尚不起眼的美光手中购得64K DRAM技术,就遭遇了行业的第一次衰退。
1984年,三星刚推出64K DRAM,内存价格就暴跌,从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此时三星的成本是每片1.3美元。换句话说,每生产1片亏损1美元。到1986年底,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
事实上,直到1987年,李秉喆去世那一天,他也没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
由于市场不景气,昔日的行业大佬英特尔被迫退出,转行干起了CPU,NEC等日本产商也纷纷缩减投资规模。唯独三星不知“好歹”,像赌徒一样疯狂地逆势加码。
“越是困难,就越要加大投资。”持续十多年的亏损,不但没能动摇李健熙的信念,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三星从日本聘请工程师,利用周末到韩国传授技术。同时,到美国半导体公司招募有经验的韩国人。这些人在爱国情怀的感召下,放弃自己多年的事业,返回韩国,牺牲一切节假日,夜以继日地投入战斗。
在这批人中,有一个叫陈大济的年轻人,谢绝IBM公司的再三挽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星,理由是“真想赢日本一次”。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三星电子的CEO。
然而,光有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1983年,三星开发64K DRAM时,关键技术整整落后日本5年。到256K时,与日本相差2年;1M时,还落后1年。
在此期间,三星人受尽日本嘲辱。但他们并没有理会,而是埋头苦干。
1987年,苦熬多年的三星人终于迎来行业转机。当年,美国向日本半导体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双方达成出口限制协议。受此影响,DRAM价格回升,三星乘势崛起,不但实现了盈利,还开始在技术上领先日本。
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个64M DRAM,并于当年超越日本NEC,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制造商。两年后,又率先推出256M DRAM。
三星的崛起,还带动整个韩国形成一个内存产业集群,除了三星,现代(2001年后改称SK海力士)也跻身世界三强。
在韩国厂商的挤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整合日立、NEC、三菱的DRAM业务,组建“国家队”尔必达,以寻求对抗。即便如此,日本人也没能逃过溃败的命运。
十多年后,三星如法炮制,以自杀式的投资,将日本人彻底赶出了这个行业。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DRAM价格雪崩,从2.25美刀狂跌至0.31美刀。就在众厂商哀鸿遍野时,三星却做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将三星电子上一年的利润全部用于扩大产能,故意扩大行业的亏损!
很快,DRAM价格就跌破材料成本,大多数玩家都熬不住了。
最先倒下的是德国巨头奇梦达,由于资金链断裂,于2009年初破产。随后,辗转至中国半导体产业扛鼎者、紫光集团赵伟国手上。
日本更惨,尔必达苦苦支撑数年,最终于2012年被美光收购。另一巨头东芝的闪存业务,也在2017年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日本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尔必达破产当晚,位于首尔京畿道的三星总部,灯火彻夜通明。
至此,整个DRAM行业只剩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三大玩家。其中,三星和SK海力士两大韩国巨头独占75%的份额,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霸主。
进入2016年,在大数据、云计算、比特币挖矿等需求的带动下,内存价格一路飙升,三星数钱数到肝颤,并借此东风,一举将英特尔挑落马下。
同样的故事,在液晶面板上重演了一次。
和内存一样,液晶显示技术最早诞生于美国。1968年,RCA公司研制出全球第一块液晶显示屏。但身为CRT电视的霸主,却无心将它推向应用。
令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项技术后来成了千亿美元的大蛋糕。
日本人最早嗅到了商机。1972年,夏普买下RCA公司的技术,将其用在计算器、钟表等小物件上。90年代后,笔记本电脑的出现,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液晶时代。
在这期间,液晶技术经过无数次迭代,催生出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以夏普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独占了其中90%的份额。
三星从1984年就开始跟踪液晶技术,直到1991年才成立面板事业部,并于当年建成第一条试生产线。
这又是一个重资产、强周期的行业,李健熙明白,要想在这样的行业活下去,就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不惜一切代价做到行业第一。
但此刻,他面临的形势不比当年做DRAM强,甚至更恶劣。项目刚上马,就赶上行业第一次衰退。此后七年,三星连续亏损,从91年到94年,每年亏1亿美元。
液晶面板分为不同的世代,代数越高,生产出来的基板尺寸越大,可供切割的屏幕尺寸也越大。为了积累技术实力,三星利用行业衰退期,到日本去招揽失业的工程师。
1995~1996年,行业再次陷入衰退。三星逆势而上,建成第一条3代线,赶上日本的产能。眼看曙光初现,却又一头撞上亚洲金融危机。
在此次危机中,三星深陷债务危机,不得不砍掉很多项目。唯独液晶面板,不但毫发无损,还加码投入数十亿美元。1998年,三星建成3.5代线,全面领先日本企业。
面对如此疯狂的举动,日本人彻底蒙圈了。在夏普看来,现有产能已过剩,投资更高世代无异于自杀;有日本高管甚至讽刺三星,必定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
然而,杀红了眼的李健熙却不管不顾,毅然决定在2001年投产5代线。事后证明,他又一次赌对了。率先建设5代线,成为韩国超过日本的分水岭。
2001年后,三星用40英寸TFT-LCD液晶电视,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液晶屏大小的固有观念,家用电视迎来了液晶时代。
反观夏普,因为保守,很快败下阵来。尽管事后奋力反击,却始终未能翻身。2016年,富士康斥资35亿美元收购夏普,一代液晶之父,黯然落幕。
另一家韩国企业LG,几乎是用同样的套路,成长为液晶行业的又一巨人。
1998年,三星超越夏普,成为全球最大的面板企业。七年后,又凭借自己在液晶技术上的优势,掀翻昔日的偶像索尼,成为全球第一大电视厂商。
登上行业之巅的三星并未懈怠,在业内抢先研究下一代显示技术OLED。
OLED全名有机发光二极管,是华裔科学家邓青云偶然间发现的。与传统LCD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无需背光源,因而更轻、更薄,色域更广,且柔性可弯曲。
目前,这一市场基本是三星和LG两家说了算。三星在小尺寸的手机屏上占优,份额一度高达95%,几乎是独家垄断;LG则在大尺寸的电视屏上占优。
国内厂商直到2017年10月,才由京东方投产了第一条6代柔性OLED生产线。
聪明的机会主义
苦熬DRAM,血拼液晶屏,三星的生存术,似乎是拿命在豪赌,完全不像一家理性的大公司所为。然而,三星的赌绝非匹夫之勇,而是一种聪明的机会主义。
市场上的机会,大抵分两种:一种是确定性的,另一种是不确定性的。
三星对不同的机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不确定性机会,其做法是多点布局,雨露均沾;而对于确定性机会,其做法则是集中兵力,重点突破。
内存和液晶面板处于产业链的中上游,是大多数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其特点是需求确定,尽管行业有周期起伏,但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顶多是技术上的升级。
这些产品面向下游厂商而非终端客户,用户体验并不重要,性能、量产技术和良品率才是关键。而要提高性能,提高良品率,就必须敢下狠手,敢上规模。
在确定性机会上下狠注,碾压对手,这就是三星的逻辑,简单粗暴,但绝对管用。
相反,手机、电视等终端产品,用户选择非常多,不确定性很大。对于这类产品,三星的态度非常务实,绝不蛮干。
以手机为例,三星的做法是多点布局,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只要有同类产品,都做一款试试。我们都知道,苹果一年只做一款产品,诺基亚当年火的时候,最多也就二三十款,而三星是多少?五六十款!典型的机海战术。
很多人嘲笑三星,说它是市场的跟随者,几乎没引领过任何一次重大的技术潮流。但这些人忘了,三星也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技术潮流。它对技术的态度是尊重,但绝不迷恋。这种务实的态度让它成为行业的长寿者,熬走了一茬又一茬的竞争者。
反观三星的对手,很多都因为迷恋技术而遭到了诅咒。
索尼,CRT时代的霸主,90年代凭借特丽珑技术横扫全球,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技术,让它忽视了新技术的威胁。结果,在液晶时代到来时,惨遭屠戮。
索尼的悲剧,是很多日本企业的缩影。它们迷恋技术,坚持认为有技术就有销量,所以只顾埋头造车,很少抬头看一看市场。
三星的多点布局,是在看不清方向时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格局明朗,它就会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
安卓系统一统天下前,市场上除了安卓,还有塞班、WM、Linux等系统,三星不但照单全收,还自己开发了一个Bada系统。
后来,等安卓成为主流,三星果断砍掉其他系统,主攻安卓,一举成为该阵营的老大。而功能机时代的王者诺基亚,却死守塞班系统,最终黯然出局。
财界的青瓦台
投资内存,连续亏损13年;投资液晶面板,连续亏损7年。这种自杀式的投资决策,在欧美,乃至日本企业,是难以想象的。分权模式下,各方为了自身利益,很难在这种赔钱的生意上达成一致。
三星也分权,会长下面是业务部高管(GBM),有独立的决策权。但在会长和GBM之间,还“横”着一个特殊的机构,那就是被誉为“财界青瓦台”的秘书室。
这样一来,在三星内部,就形成了以会长李健熙为核心,秘书室和GBM为两翼的铁三角决策模式。李健熙是掌舵者,位于顶点,负责公司的大方向;秘书室是智囊团,搜集、分析信息,提供决策依据;GBM是具体的执行者。
秘书室直接对会长负责,通过它,李健熙牢牢掌控着公司的最高决策权。这使得三星能够突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去干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情。
投资半导体,动辄数百亿美元,还面临长期的亏损。这种事情,很多时候只有国家意志才能坚持下来,但三星却做得很通畅。
不仅如此,以会长为中心、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还极大地提升了三星的决策效率,当对手还在观望、争论时,三星早已抢先一步。
在业界,三星以“决策快”著称。平板电视时代,三星因为行动果断,大获全胜;反观日企,尽管技术实力强大,却因为内部分歧严重,犹豫不决,最终败北。
秘书室的概念,源于二战时日本的参谋组织。
李秉喆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1959年,他在濑岛龙三(曾任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的帮助下,创办了秘书室。
当时的三星,羽翼未丰,秘书室的作用只是帮助会长处理日常事务。70年代后,随着业务的扩张,李秉喆参照三菱、三井等日本财阀的经验,加强了秘书室的功能,从最初的情报收集、财务等6个小组,扩展为人事、经营管理等15个小组。
李健熙掌权初期,秘书室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此后,虽然经过多次改组,名称先后变更为结构调整总部、全球战略室、未来战略室,但其功能始终未变。
首先,秘书室有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
90年代海湾战争、金日成去世等情报,都是三星秘书室第一时间得到的。事实上,从80年代起,秘书室就成为韩国最强大的情报组织。
其次,秘书室有人事权,掌握着下属子公司的生杀大权。
在三星,所有子公司部长级的人事任免,都要听秘书室的安排。即便是集团内部的明星企业,包括三星电子,在秘书室面前也毫无反抗之力。
最后,秘书室有资源分配权。
原则上,超过1000亿韩元的大项目,都要秘书室批准。1984年投资半导体工厂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秘书室两次从海外筹集巨款,帮公司解了燃眉之急。
最奇葩的是,秘书室还负责家族事务,安排李健熙个人的衣食住行和警卫工作,并通过交叉持股等一系列精心运作,让仅持2%股份的李氏家族牢牢控制着整个集团。
通过秘书室,李健熙获得了帝王般的影响力,也让三星拥有惊人的执行力。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三星陷入债务危机,负债额高达180亿美元。秘书室顶住压力和非议,先后裁员5万人,并将原来的59个子公司精简至45个。
刮毒疗伤后的三星,得以轻装上阵,最终在2000年后迅速崛起,将索尼等一干日企推下神坛。到2004年,仅三星电子的纯利润就超过日本十大电子企业总和。
有意思的是,90年代初,三星和索尼几乎同时推行绩效主义,通过“重心下沉”来激活子公司。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种源自美国的绩效主义,成就了三星,却毁了索尼。
原因究竟何在?答案在于分权。
在索尼,分公司拥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权,它们只关心短期利益,不愿意冒险去尝试新技术。而在三星,李健熙始终警惕子公司变成个体户,因此将人事权等留在了秘书室。
这种威权模式能够保证三星集中精力办大事。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天才级的舵手。而三星恰好有这样一个舵手,他就是被誉为韩国经济总统的李健熙。
李健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如何将三星带上巅峰,又如何让帝国基业长青?让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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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可怕的三星帝国!引半导体全球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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