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恶、罢工、报复，《财富》长文揭秘谷歌内部斗争史

史无前例的科技巨头大罢工，发生在谷歌。自2018年以来，谷歌被批判抛弃了其“不作恶”的口号，长期的内部不满终于爆发，引发了一场员工自发的内战。最新一期《财富》杂志刊发长文，以“Google’s Civil War”为题，揭秘了这场谷歌内战的内幕细节。

谷歌全球大罢工于2018年11月11日在东京开始。

当地时间上午11点10分，100名员工走出谷歌办公室。13个小时后，该公司纽约总部的电梯里挤满了人，以至于员工们要走楼梯下楼，到街上抗议。作为抗议游行的一部分，在奥斯汀，谷歌员工为性侵犯受害者默哀了两分钟。在旧金山，数百名员工聚集在历史悠久的渡轮大厦对面，高呼“Time’s Up at Google”，并举着“工人的权利就是妇女的权利”、“免费食物≠安全空间”等标语。

全球50个城市的20000名谷歌员工参与谷歌大罢工

25小时后，悉尼的谷歌员工走出了办公室。至此，全球50个城市的20000名谷歌员工加入了罢工行动，抗议该公司对性骚扰问题的处理。

引发这场罢工的导火索是《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称，谷歌向前高管安迪•鲁宾(Andy Rubin)支付了9000万美元的离职补偿，尽管谷歌认为他被指控性行为不端一事是可信的。(鲁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纽约时报》的报道“对我的工作有诸多不准确之处”。)

一场微观的美国文化战争

由科技行业的巨头之一爆发如此大规模的工人抗议活动，这在全世界是第一次，也是外人第一次看到谷歌员工如此感到愤怒和沮丧。

但在Googleplex内部，引燃罢工导火索的燃料已经收集了好几个月。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因为管理层被指控在秘密做出有争议的商业决策，边缘化员工群体，以及在公司内部平台上骚扰员工。2月份离开公司的工程师科林•麦克米伦(Colin McMillen)表示：“这是一场在微观层面展开的美国文化战争。”

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享有高薪和高福利的技术人员似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此，听到来自硅谷巨头之一的员工们发出的抗议，他们感到惊讶。长期以来，这家公司一直崇拜精英主义和乌托邦式的技术未来主义。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公司事实上的使命宣言——改变世界(并从中赚钱!)——作为一个技术破坏力倍增的例子，从选举干扰到社交媒体平台的毒性到隐私侵犯，已经成了一大问题。

没有人比参与创造技术的员工更接近科技增长的破坏力，也更接近它的道德困境。“人们开始说，‘我不想成为这件事的同谋，’”谷歌开放研究小组的负责人、罢工组织者之一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说。她认为，员工们正开始承担责任，她说：“目前几乎没有外部机构在抑制技术的力量。”

Illustration by Nicolas Ortega

随着所谓的“技术后冲”(Techlash，意指对大型科技巨头公司的批评与抵制)给整个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有组织的员工抵制正慢慢成为行业局势的一部分：在Amazon，员工要求该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更多行动；在微软，员工们说他们不想为战争目的开发技术；在Salesforce，员工游说管理层终止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合作。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行业的所有公司都在努力应对“bro-gramming” 文化给女性和有色人种员工带来的不良影响。

但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谷歌这样，如此大声，如此公开，如此坚持。这对硅谷内部人士来说并不奇怪，他们表示，谷歌是专门为扩大员工的声音而设计的。

“新谷歌”已经背弃“旧谷歌”的理念

凭借“不作恶”的口号，谷歌在创造科技热潮乐观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荣誉退休教授Terry Winograd)说：“它非常有意识地树立了这种形象。这使他们更容易发生这种抗议。”

现年 46 岁的拉里·佩奇和 45 岁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有意创造了一种鼓励质疑权威和现状的文化，他们在2004年的IPO信中写道，谷歌不是一家传统公司，也不打算成为一家传统公司。

一些员工表示，谷歌对“非传统公司”的承诺是存在质疑的。《财富》对32名现员工和前员工的采访揭示了“旧谷歌”和“新谷歌”之间的界限。1998年，当佩奇和布林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时，这家公司在加州门洛帕克的一个车库起步。

不同受访人对新旧谷歌的界限回答不一，但他们对这种变化的描述具有一致性：在旧谷歌，员工对公司的运营有发言权；在新谷歌，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的沟通和信任正在下降。一些人说，决策权现在集中在公司的最高层，他们越来越受传统业务指标驱动。

现在，谷歌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试图缓和过去20年来一直在煽动的激进文化。

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已经拥有逾10万名员工，高管们承认，该公司正在努力平衡其规模与维护员工话语权等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谷歌高级副总裁Jen Fitzpatrick表示：“如果没有这种企业文化，你就无法实现这种增长。”他也是以CEO桑达尔·皮采(Sundar Pichai)为首的高管团队的一员。不过他补充说，维权员工人数虽少，但声音响亮，他们的意见并不代表全体员工的意见。

“对我们来说，2018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有些问题的规模和性质完全不同，”谷歌人力分析副总裁Brian Welle表示。这中不寻常反映在Googlegeist的年度调查结果中，该调查结果于今年2月泄露给了媒体。关键指标较2017年下降了两位数的百分点。例如，74%的受访者说他们对皮采和管理团队有信心，这比前一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

罢工组织者Meredith Whittake也对谷歌的一些商业决定提出了抗议。Photograph by Rebecca Greenfield

谷歌已经改变了我们今天工作方式的许多方面。这次罢工是一个转折点，表明该公司现在准备破坏我们经济体系中更为基础的东西：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

这种转变可能只能在硅谷开始。长期以来，硅谷一直认为自己凌驾于传统商业利益之上，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这家公司，它聘用和留住员工的前提是“不作恶”。现在，员工们似乎下定决心，要从自己的视角来审视这句宣言，并毫不妥协地将其付诸实施，即使是以公司的增长为代价。

“谁来定义谷歌，谁来决定谷歌的灵魂是什么?”谷歌前首席执行官Lokman Tsui说：“是领导还是员工？现在，这家公司的灵魂正面临一场真正的斗争。”

谁来决定谷歌的灵魂是什么？

谷歌称其广泛使命是组织全球信息并让人们更容易获取这些信息，这促使该公司将书籍数字化，在汽车顶部安装摄像头以绘制世界街景，等等。

但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它的野心也越来越大。2018年，当谷歌的员工发现有两个新的秘密项目正在进行时，一些人质疑这家科技巨头是否在扩张的名义之下远远超出了其授权范围。

第一个是五角大楼的Project Maven，该项目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分析无人机的镜头。谷歌于2017年成为Maven项目的国防部分包商，但公司内部的大多数人直到第二年才知道，当时一名员工在谷歌的内部社交媒体平台上就这个秘密项目发布了一篇未经批准的帖子。高管们告诉担忧的员工，Maven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攻击性的。不过，一些员工担心，谷歌的技术最终可能被用于提高无人机袭击的致命性，Maven项目将导致谷歌与军方达成更多交易。

对于当时在爱尔兰工作的谷歌工程师Laura Nolan来说，“这是一种背叛，”她说。“我们假装是一家快乐的公司，做着组织信息的无害工作，然后却朝着制造杀人无人机的目标迈出了几步。”Nolan说，她的工作可能被用于Maven未来的各个阶段，她因此离开了公司。员工们没有想到谷歌会成为国防承包商。

甚至在Maven项目被曝光给公司的大部分人之前，一些高级工程师就已经在内部升级了担忧。一旦Maven变得更加广为人知，阻力就会开始蔓延，一些员工写信给皮采，要求他取消这个项目。

2018年3月，该公司试图在每周一次的全体员工大会(TGIF)上解决员工的担忧。自成立之初，这个会就一直是谷歌文化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让任何人都有机会质疑高管。

在会议上，一名员工告诉高管，她曾在国防部工作，但为了避免对军事技术做出贡献而离开了。她问道，她想让管理层知道这样做不对，有什么途径？布林告诉她，你可以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你已经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了。在一些公司，这个回答可能就足够了。但在谷歌，情况并非如此。

内忧暴露，外界压力促使决策改变

管理层继续组织员工会议，试图化解员工的担忧，并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Maven项目是有价值的，公司举行了三场会议讨论AI的道德规范问题。

抗议的组织者不断施压，确保每周都有一个关于Maven项目的问题在讨论。他们跟踪了因为Maven问题的选择退出谷歌的员工数量。关于Maven项目的争议于2018年4月公开化，当时发给谷歌CEO Pichai的公开信最终获得了近5000名员工的签名支持，《纽约时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去年6月，谷歌宣布不再续签Maven合同，并发布了一套关于应用AI技术的原则，包括保证不使用AI技术制造武器等。大多数抗议员工认为这一决定的出台是抗议的胜利成果，但在当年晚些时候的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Pichai淡化了来自公司内部压力的影响。“我们不会通过公投来管理公司，”并表示是实际构建AI技术的人在做决定。不过他也强调，谷歌将继续在网络安全等领域与美国军方合作。

虽然Maven项目、甚至对Rubin的高额离职补偿等各种原因都助长了谷歌抗议员工的怒火，但这些原因中都和一个原因有关：保密。谷歌这家基于信息共享价值建立起来的企业，现在面对一个门槛：越来越多的决策是在“闭门造车”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据《财富》掌握的会议记录中记载，Pichai曾说过“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总是会有保密项目。” Pichai表示。“当公司规模比较小时，员工了解某项目的机会就更大。”

但谷歌管理层越来越多地将“保密”作为维持决策控制的工具，谷歌的一些抗议员工则采用相反的方式：向媒体曝光以扩大影响。

嘿，谷歌！下一次会发生什么？

过去两年来，谷歌曾爆发过多次员工抗议活动，下面简要回顾一下：

2017年6月：Damore备忘录。谷歌工程师James Damore发布了一份内部备忘录，对员工多样性在技术部门的作用提出异议，谷歌最终将他解雇。

2018年2月：Maven项目泄露，谷歌大部分员工首次得知公司的AI技术被五角大楼用来分析无人机轨迹。

2018年6月：Google宣布Maven项目到期将不再续约。

2018年10月：《纽约时报》报道，谷歌将为因涉嫌性骚扰而离职的高管Andrew Rubin提供高达9000万美元的离职补偿金

2018年11月：谷歌员工罢工抗议，全球50个城市的约20000名谷歌员工游行抗议谷歌对性骚扰事件的处理

2019年2月：“强制仲裁”制度废止。谷歌表示不再要求现在和将来的员工就劳动纠纷强制进行内部仲裁。

2019年4月：AI顾问委员会解散

2019年5月：“报复事件”曝光。两位谷歌员工发表公开信，称因组织抗议罢工遭到谷歌的报复，谷歌员工对此举行静坐抗议。

2017年10月，谷歌抗议员工积极分子Fong-Jones和其他一些员工和与低薪工人合作的权益组织Coworker.org会面，以协助解决谷歌内部公关和内部组织策略问题。“我们很清楚，公司不会主动做任何事情，我们需要通过媒体施加压力，”Fong-Jones说。2018年1月，她和其他14名现任和前任谷歌员工谈到了办公室骚扰以及谷歌对此问题的回应。

这些谷歌员工明白，在未经公司批准的情况下与媒体联系违反了谷歌的禁忌，该组织的成员在谷歌内部论坛上发布了一个帖子，解释了此次会面的动机，并明确表示他们在讨论工作条件（属于受劳动法保护的权利），并表示泄露谷歌产品或其他关于公司的机密信息仍然属于被禁止的行为。

不出所料，并非他们所有的同事都接受这个解释。曾与《连线》杂志联系的前谷歌员工McMillen说，当时那个帖子有很多负面评论，比如“你为什么你要把谷歌的丑事外扬？”

在某些情况下，谷歌管理层已经表现出愿意倾听员工意见的倾向，并可能这些意见改变公司的决定。谷歌表示，公司现在规模太大，无法在每周一小时的会议中解决每一个问题。它正在尝试增加不同的论坛和员工会议，比如专门讨论某个主题的会议，最近发布的多样性报告就是一个例子。

在一位谷歌员工公开称他们为“发声的少数派”之后，抗议人士开始自称“发声的大多数”。无论其规模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该团队确实有影响力，在谷歌最后决定不续签Project Maven合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谷歌员工也开始将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公司之外。谷歌经历的一次罢工要求是取消强制仲裁，强制仲裁要求员工在闭门的情况下与公司解决纠纷。一些谷歌员工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华盛顿，国会正在推动立法禁止这种做法。

“国会议员与谷歌员工进行了会面，他们没有与Chipotle员工会面，”谷歌员工Vicki Tardif说道，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八年。如果说他们能够帮助推动某些事情的实现，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则更有效。”

Fong-Jones

Fong-Jones表示她对泄漏产品信息持坚决反对的一个原因是，这为管理层减少与员工的信息分享提供了充分理由。有人指出，去年8月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Brin和Pichai在每周一次的TGIF会议上发表讲话，很明显在会议室参会的人，或者通过直播观看的人泄露了会议内容。因为当时《纽约时报》记者在实时向全世界直播这次会议内容。

会上，一名员工站起来向“匿名泄密者”爆了粗口，赢来了在场员工的一片掌声。“这永远毁了TGIF。”McMillen说。

在罢工之前，Pichai向员工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表达了他对罢工员工的支持，并在当天的一次会议上承认谷歌并不总能做到正确的事。“公司内部存在愤怒和沮丧的气氛，”他说。“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也感受到了。“

在山景城谷歌总部，首席财务官Ruth Porat和她的团队一起参加了罢工。其他高管只是对是否参与罢工的问题避而不谈。谷歌地理位置和本地化服务副总裁Jen Fitzpatrick表示，自己当天不在办公室，当被问到她是否会抗议活动时，她拒绝回答。

谷歌公司对罢工抗议活动的某些反应可能让组织者受到了错误的刺激。他们认为高管的支持是为了将罢工变成一场某种受到限制的公司野餐。有人问道，如果Porat支持罢工，为什么她不利用自己高管的力量来实现罢工者的要求？

McMillen和Fong-Jones罢工事件不久后辞职，称公司的回应缺乏实际意义。对于Fong-Jones来说，最大的失望是公司不愿意遵守罢工组织者要求将工人代表列入董事会的要求。“普通员工在理解这些问题方面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她说。她很高兴人们留下来继续斗争，但她已经力尽了。

“我们不会默不作声”

今年4月，谷歌内部的冲突进一步激化，当时两名积极策划罢工的女性Whittaker和Claire Stapleton发了一封公开信，指责谷歌对她们组织抗议活动进行报复。惠特克写道，在AI理事会被解散后，她被告知，如果要留在公司，就要不得不放弃她在AI道德委员会和自己参与创办的AI Now研究所的工作。Stapleton则表示，在谷歌工作了将近12年后，她在罢工后两个月被告知将被降职，后来不久被要求休病假，而当时她没有生病。

Claire Stapleton

她写道，直到她聘请律师，谷歌才进行调查并撤回降职决定。谷歌通过公开信对此事进行了回应，称“不存在报复行为，公司禁止在工作场所的任何报复行为，将对所有指控进行调查。”

抗议活动组织者已经开始将自己定位为劳动组织，有些人之前曾避免这样做，他们担心这会对传统上更多地与管理层保持一致立场的员工产生偏见。在对Maven项目抗议期间，一些员工组织了“面试罢工”，即拒绝参加面试和招聘候选人，在“报复事件”后，他们又采取了这一方式作为对此事件的抗议性回应。

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在罢工六个月后，抗议员工接受了另一个老式劳工组织的策略——举行静坐讨论以应对报复。在纽约，抗议员工情绪陷入阴沉，气氛几乎像守夜一样。几百名员工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可能面临的各种报复：组织，报道性骚扰。有人哭了。甚至有人讨论组建工会。

“我们不会让出自己争取到的权益，”Whittaker说，“我们不会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