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一生研制光源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2月12日，“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铜像在复旦大学揭幕。蔡祖泉先生家人，复旦大学在职教师代表、退休教师代表、校友代表等出席揭幕仪式，并在发言中回顾了蔡祖泉先生对照明的贡献和深厚影响。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系主任郭睿倩与蔡祖泉先生女儿蔡中敏共同为铜像揭幕。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蔡祖泉（1924-2009），浙江余杭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位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普通工人，却依靠自学和实践，成长为一名著名的电光源专家。由于他在新型电光源方面发明众多而被人称为“中国爱迪生”。

60年前的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灯泡，电光源研究领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纪60年代，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1961年，蔡祖泉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新型电光源——高压汞灯。同年，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成立。

蔡祖泉克服种种困难，带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把厚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就是靠这种“土办法”，使得试制工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他开发的新光源、新灯，让中国人的生活从此得以改变。 “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成为这位“中国爱迪生”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从工厂学徒到科研专家

蔡祖泉出身于贫苦家庭，16岁从家乡余杭来到上海一家制药厂的玻璃车间当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勤奋好学的蔡祖泉认为要“吃”好药厂这碗饭，非得在文化知识上下一番功夫不可。其实，蔡祖泉只在家乡念过几年小学，文化基础相当薄弱。于是，他不但每天晚上补文化知识，还去制药业中专学校学习。两年下来，他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还学到了不少业务本领。他正直向上的一面很快引起了同在夜校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注意，于是这位党员决定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并进而培养他入党。1949年初，蔡祖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从事10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后，蔡祖泉邂逅了在厂里兼职的交大物理系教授郑昌时和方俊鑫，他修玻璃的“独门功夫”被两位教授看中，被调到交大担任技术员，协助进行X光管研发工作。通过这次工作，蔡祖泉认识到研发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要强盛，必须自主创新。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蔡祖泉被调至复旦大学，继续从事X光管的研发工作。他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并负责玻璃和金属铜圈的焊接技术攻关，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对玻璃真空系统的维护。中国第一只氢灯、第一只高压汞灯、第一只氪灯、第一只长弧氙灯以及系列节能荧光灯等成果陆续从他手上诞生。如今，全世界80%的节能灯在中国生产，中国灯的年产量达到81亿只，蔡祖泉功不可没。

常有人好奇地问蔡祖泉：一个普通工人怎么搞起科学研究这一行来的？蔡祖泉回答道：“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在旧社会，我们工人糊口活命已不容易，要想去求知识搞研究，那当然比登天还难。但是，解放后，时代变了，根本制度不同了，工人阶级不但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一个工人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并不是什么奇迹，却是一件平常的事。就上海来说，不是有像唐应斌、王林鹤等许多工人出身的专家吗？我认为，不是谁能不能成为专家的问题，而是自己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伟大祖国的需要。”

“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

60年前的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灯泡，电光源研究领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纪60年代，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他曾回忆道：“当时，我们除了有一点真空技术基础以外，其他方面的条件是比较差的。单从基础知识而言，大家对光学、电子物理学等都相当陌生。但是，当我们想到国家对新型光源的需要，一种责任感给我们带来了勇气，决心要为我国填补电光源这块空白。这样我们就不再犹豫，迅速上马。以我们这样的水平来担负这项任务，担子是够重的，困难也是意料中的。既有勇气上马，也要有毅力坚持，胸有“敌情”，笑迎困难。特别当了解到帝国主义在电光源方面刁难我们、小看我们时，我们憋足了气，坚定了斗志，激发了士气，做起事来浑身有劲，终于在比较简陋的条件下，开始做出一种又一种的电光源来了。”

1961年，蔡祖泉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新型电光源——高压汞灯。同年，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成立。当时的中国面对的是国际上的经济封锁，苏联专家撤走，技术和原材料全靠自力更生。高压汞灯玻璃与金属接口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钼片，国内无法生产。有的同志说：“现在物质条件未具备，老老实实地等几年再说吧。”但蔡祖泉却不安于消极等待，他认为条件是死的，人是活的。见物不见人，小困难也会变成大困难；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能改变死条件。蔡祖泉带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把厚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就是靠这种“土办法”，使得试制工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他开发的新光源、新灯，让中国人的生活从此得以改变。蔡祖泉也因此出名，有了“中国爱迪生”之称。“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成为这位“中国爱迪生”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