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抢得险胜 - 我国科学家核电站旁掘地3000米寻幽灵粒子

“拼抢”得“险胜”

　　关于这个值的测量，国际上曾提出了8个较为成熟的实验建议，最终进入建设阶段的共有3个：中国的大亚湾实验、法国的Double Chooz实验和韩国的RENO实验。

　　从一开始，我们就站在了国际竞争的跑道上。

　　在大亚湾实验发布结果后的一周，韩国也发布了类似的实验结果。

　　经历了漫长的建设过程，大亚湾实验最后以一周的时间之差取得了领先，这其中，凝结着许多人辛勤的汗水，更凝结着中国科学家的智慧与远见。

　　大亚湾实验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实验和探测器设计的总体方案；经过各种前期考察、论证，于2006年获得批准，正式立项；2007年10月破土动工，期间克服了重重前所未遇的困难，安全完成了核岛附近3000多次爆破、3000米地下隧道和5个地下实验厅的基础建设，完成了6个中微子探测器的研制和装配。

　　参与单位多、异地建设等因素给工程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为了保证安全万无一失，隧道建设比预计延误了约2年时间，国际上一度认为中国不可能第一个得到实验结果。

　　在进度“落后”的情况下，大亚湾项目组科研、工程人员在探测器安装、取数计算等工作上，生生“抢”回了一年时间，赶在竞争对手前第一个发表了实验结果。

　　在时间上，比韩国RENO实验仅仅领先了一个星期，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结果的取得充满了“惊险”。

　　工程进展环环相扣，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工程人员为了整体进度而加班加点已经成为了常态。

　　甚至有一次，装配探测器的大吊车上的一个特制螺栓坏了，为了不影响整个工程各方的施工进度，工程人员亲自坐飞机去取，在机场完成交接后马上返回。在这种情况下，连快递都显得太“慢”了。

　　为了大亚湾实验能早日取数，每一个“大亚湾人”都克服了种种家庭、生活上的困难，长期出差，连夜鏖战。参与工程的一位工程师在工程关键时期每晚工作到半夜两三点，春节后爱人来探亲，他还是每天半夜两三点才回家，两人几乎见不到面。结果他爱人住了几天后，一气之下拎包走了。

　　为了中国的科学实验能够在国际上抢得先机，几乎每一位参与施工建设的工程人员都默默奉献了许多，在这里，他们不仅仅是在工作，而是在“为国争光”。有一位现场的工作人员曾发自内心地说“小时候想当科学家，现在虽然当不了科学家，但是能和科学家在一块儿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能感觉到每一位参与工程的人，在回忆起那些“苦事儿”的时候，都透着一种难掩的幸福。

　　很多参加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科学家是因为热情而加入，这个实验寄托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自喻为“一群勤劳的蚂蚁”，工作在没有阳光、阴暗潮湿的隧道，凭着超凡的创造力，用智慧和劳动建造了一个美丽的科学宫殿，在中微子物理研究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数据分析环节是我国科研人员“抢”到的另一个先机。实验得到的数据是在第一时间被同步传输到北京高能所和美国的，但最终是中国首先出了结果。并且在最终的物理结果中，虽然有中美两方结果的相互校验，但发表的文章中采用的正式结果是中方的。其物理分析的高速度、高水平甚至被国际上评价为“极其罕见”。

　　在一次采访中，该实验项目副经理、文章执笔者和通讯作者曹俊向记者透露这背后的“秘密”：国际合作组正式成立不久，大亚湾实验中方的物理分析组便提前开发出了相应的数据分析软件，并进行了多次的模拟演练，为日后的实战分析积累了经验，加上在紧张的数据分析冲刺阶段，数据分析小组夜以继日的努力，因此比美方先得到了高质量的分析结果。

　　合作开“先河”

　　大亚湾实验的独特设计加上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使美国能源部因此放弃自己的2个方案，转而加入中国的大亚湾实验，这也是美国高能物理在海外的第二大投资。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共有11个经费来源，合作单位多达38个，约有250位科学家参加试验。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中，中方毋庸置疑占据了主动。

　　得益于特殊的实验设计并充分利用环境因素，大亚湾实验在国际同类实验中设计精度最高，在中微子实验中前所未有，这其中包含了多项科技创新：

　　该实验是唯一采用统一实验室多模块探测器的中微子实验，提高了精度与可靠性，该设计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与赞同；

　　首次提出在探测器内的上下都采用反射板，大大节省了造价；

　　首次研制了性能优异的、基于烷基苯的掺钆液体闪烁体，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科研人员的液闪使用寿命问题。针对掺钆液体闪烁体的关键技术环节，中美等各方曾经提出了多个方案，原则是“谁的方案好就用谁的”。经过讨论和第三方的“盲评”，中方的方案最终胜出，成为项目组一致公认的选择。

　　这一系列的创新之下取得的实验成果，为中国的高能物理界挣得了荣誉。

　　曹俊说，众所周知，美国人在工程方面有着很强的实力，但为什么大亚湾实验中，各方面都是中国人做得好？他总结道，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项目经理，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始终强调要把大亚湾实验“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等美国人”，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每个参与人员都把整个实验当作自己的事情认真对待。

　　当然，国际合作也给中方带来不少的益处。王贻芳说，国际合作不仅在推动项目立项、解决关键经费缺口、增强项目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给予实验巨大的帮助之外，还加强了我们的竞争意识，大大推动了工作进程，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有好处，“在国内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

　　“过去是我们出国学习，现在别人来参加我们的实验”。王贻芳表示，大亚湾实验将我国的中微子研究带入了国际前沿，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探测器设计和建造方面的国际声誉，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局面。

　　后继有“新”人

　　我国高能物理基础相对薄弱，中微子研究在此前更几乎是空白。曹俊曾说过，“在这次大亚湾实验中，我们能来的科学家都来了。”

　　这其中，有一大批是年轻人。王贻芳感慨，“创新都是来自年轻人，年轻人在这里面做了国际上最好的工作！”

　　大亚湾实验的团队中不乏“80后”，甚至还有“90后”的年轻科研人员在实验中做了重要的工作。

　　王贻芳透露，大亚湾实验项目已培养博士后2名，博士19名，硕士1名，其中7人获得“中科院三好学生”、“所长优秀奖学金”等荣誉。此外还有多名实际参与工作的学生，也都从这个项目获益良多。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整个项目前后共经历了八年时间，项目负责人王贻芳说，建设期间国内几十家单位100多人，能力往一处使，老同志、中年人、年轻人，每个人都奉献了很多。“整个项目没有花俏的表面文章，经费的使用、人员的工作，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