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刘易斯拐点_刘易斯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刘易斯拐点现象产生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

　　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出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 “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刘易斯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今年以来，议论刘易斯拐点的人越来越多，种种迹象好像表明有这么个拐点已经来到了中国。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究竟是既成事实，还是将要来临，抑或是永不会来临，引起不小的纷争。同时，这也绝对不是“刘易斯拐点”这一发展经济学中的专业术语，第一次成为坊间热议的时髦词了。。。。。。

　　中国可能早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人口结构开始转变

　　中国在几年前很可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其原因很明显：首先，从需求面来看，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将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和工厂企业工作；其次，供给面也发生了巨大的人口结构转变。

　　计划生育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城市推行，到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定为“独生子女”政策。

　　发改委专家：中国刘易斯拐点将在5-10年内出现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如何进行危机之后的大调整成为必修课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院院长张燕生表示：在这一轮大调整中，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在于，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就是“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

　　长期以来，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事实：中国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发挥低成本优势，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关于‘刘易斯拐点’已经在中国出现的说法没有根据，中国还没有到劳动力全面短缺的时候。”5月29日举行的首届四川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论坛上，曾连续7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

　　从年初的“沿海用工荒”，到如今的丰田“罢工门”，韩俊向在场者展现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别样视角。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针对年初出现的沿海地区 “用工荒”等类似用工短缺状况，有经济学家指出，“用工荒”是一个用工供需的表层现象，更深层次还是印证了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什么是“刘易斯拐点”？专家解释，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现象，即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直到有一天，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拐点”是否真的已经出现？韩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也不合适。他给出一个数字：去年工资性收入仍占农民收入的4成以上，而国家各类补贴的比重仍仅为3%左右。因此，提高农村转移就业，仍是增收的主渠道。他透露，“十二五”期间，尽管全国新增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规模将有所下降，但将达到2000万人以上。

　　不过韩俊认为，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二是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韩俊认为，“十二五”期间要着力研究的一项政策，是加快普及高中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

　　中国不仅有城乡二元结构，还有“新三元结构”

　　过去几年，致力于发展县域经济的中国，城乡差距却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在演讲中，多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这一判断。

　　缩小城镇差距的做法之一，是扩大城镇化率。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为46%左右，大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城镇化率提升的过程，是农民向市民转型的过程。但彻底转型，不仅仅是取消农村户口，而是解决他们的市民待遇。

　　“现在，中国不仅有城乡二元结构，还有‘新三元结构’：农民、农民工、市民。”在韩俊看来，要消除结构藩篱，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很多，但越晚解决问题越大。针对中央提出的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农民工落户门槛，韩俊认为，发展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型的最重要平台。他建议进一步扩大县域和小城镇经济管理权限，依靠政策放活来激发这一区域产业发展活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应把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保留下来，让农民在城乡间进退有据

　　农民工彻底退出将需要30到50年时间——在谈到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时，韩俊作了一个预测。

　　韩俊注意到，有些地方在统筹城乡中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统”没了。

　　韩俊认为，从中国现状看，家庭经营仍是基础，而规模化经营更应强调“适度”。他进一步给出理由：虽然中国粮食连续6年丰收，粮食的形势也处于供求基本平衡、库存非常充足、粮价基本稳定的状态，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种平衡是一种紧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因此，中国实施两个最严格的制度：一个是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另一个是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在此背景下，韩俊认为，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和方向，应该是把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保留下来，农地农有，收入共享；农地农用，城乡收益共享。

　　“可以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来逐步使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化，但宅基地的所有权和由此带来的利益必须留给农民。”韩俊说，即使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也要“让农民在城乡间进退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