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出现新董事，目前任务提振公司信心

身着白色衬衫，戴着黑色镜框的眼镜，看上去有些微微发福，但讲起话来不拖泥带水。

这是中兴通讯（000063.SH、00763.HK）新任董事长李自学在6月29日公司举行的股东大会上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股东大会投票间隙，一些小股东专门挪到了旁边的座位，拿着手机给这位即将到任的新董事长拍了几张照片，“你看，新董事长应该就是他了。”一名从安徽赶来的小股东黄亮（化名）告诉记者。

当日（6月29日）晚间，中兴通讯对外发布了新一届董事长人选以及新的管理层名单。正如外界所猜测，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出身的李自学成为了殷一民的“接棒者”，有人称其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在当日（29日）上午举行的股东大会上，李自学代表候选董事发言时强调：“拒绝令还没有解除，后面我们的任务还是提振整个公司的信心，包括公司的员工（信心），在拒绝令解除之后，尽快恢复生产，在这之后再做一些工作。”

左一拿话筒者为李自学

通信老兵“空降”

虽然即将执掌中兴，但外界对于李自学的了解并不多，关于他的公开信息也非常少。

根据资料，李自学出生于1964年，现年54岁。1987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元件与材料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同年，他加入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后，1987年至2010年历任技术员、副主任、混合集成电路事业部副部长、部长。

2010年至2014年，李自学历任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长；2014年至2015年任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监事长、副所长；2015年至今任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李自学近30年的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研发方向，或许也正是长于通信设备，而在集成电路、芯片技术方面存在短板的中兴通讯未来所着重补齐的方向。

从工作经历看，现龄54岁的李自学与中兴这几年推行的“少壮派”管理风格显得有些不搭调，但从其所在的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与中兴通讯的渊源来看，他也许是最合适的人选。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2004年之前，就是微电子的所长担任中兴董事长，侯为贵是当时的总经理。”一位与李自学有过接触的中兴离职高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是中兴通讯的股东之一，相当于娘家人，而目前来看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在中兴通讯申请IPO时，筹委会主任张太峰就是当时的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也是中兴的第一任董事长。一位已经离职的中兴高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前中兴通讯的党委书记田东方也是来自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从股权关系来看，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是中兴通讯控股股东中兴新的股东之一，与之关系颇深。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771所）官网显示，该研究所又名骊山微电子公司，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始建于1965年10月，主要从事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混合集成三大专业的研制开发、批产配套、检测经营，是国家唯一集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和混合集成科研生产为一体的大型专业研究所。其前身为“156工程处”，由时任国家领导亲自批示成立，在国防、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发展上，立下汗马功劳。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也出身于该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初，搞副业创收成为科研单位中一种通用做法。身为单位技术科长的侯为贵，以“引进技术”的名义率队南下寻找机会，也就有了后来的中兴。

因此有声音认为，李自学出任中兴通讯新任董事长其实是代表大股东来掌舵。

此前，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中兴大股东中兴新通讯提交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选举非独立董事、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三项临时提案。其中，关于《公司章程》拟删掉“董事长必须从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三年以上的人士中产生”，另将两条款变更为独立非执行董事要求细化。

有中兴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删除了上述条款，表明董事长或空降，也扩大了可以选择的范围。

可以看到，在新任董事会中，成员均来自中兴新的多个股东阵营。李步青在中兴新的股东深圳航天广宇工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顾军营在中兴新的间接股东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任院长助理；诸为民在中兴新的股东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任董事；方榕在中兴新的参股公司中兴发展有限公司任董事、常务副总裁。

独立董事候选人中，蔡曼莉曾在证监会从事上市公司监管工作；Yuming Bao（鲍毓明）现任杰瑞股份(002353.SZ)及其附属公司杰瑞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吴君栋现任中国航天万源（01185.HK）、飞达控股（01100.HK）的独立董事一职。

最为艰难的时刻

“最看好的东西，却变成了黑天鹅。”

在经历了中兴通讯8个跌停板后，一名股东在6月29日举行的股东大会现场向中兴的管理层发出了上述感叹，除了对现实表达不满外，他还希望坐在台上的管理者们能够给他一些明确的信号，或者说一些希望，“中兴到底未来会怎样？”

过去的几个月，这名股东持有的8万多股票从盈余百万到亏损了数十万，即便不愿意接受，但证券公司不断的债务提醒，还是将他拉回了现实。而在股东大会现场，像他一样的小股东并不在少数。黄亮告诉记者：“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昨天（6月28日）特意提前了一天到总部这里走了一趟，来问问公司的情况。”

但显然，在“拒绝令”还没有解除之前，他无法从任何人口中获得明确的利好信息。

从“禁运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0多天，根据与美国商务部在6月8日达成的协议，中兴通讯需要在30天内重组董事会。而在当天的股东大会现场，尽管殷一民对股东表示“十分抱歉”，并表示T0重组方案将会帮助公司迅速恢复运营，但对于拒绝令的解禁时间，他还是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表。在他担任中兴通讯董事长的最后这一天，中兴通讯依然处在风暴中心。

此时的中兴通讯，面对的是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刻，而对于李自学来说，无论解禁什么时间点到来，他所面对的挑战都不会小。

虽然殷一民强调，8万人的企业，同比去年，离职人员差异只有100多人，这显示了中兴在人员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从现实环境来看，长时间的业务停滞已经开始让一些内部人员产生了焦虑情绪。一名中兴通讯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对于受影响更大的终端部门，如何留住现有人才也是棘手的问题。

“拒绝令还没有解除，后面我们的任务还是提振整个公司的信心，包括公司员工的信心，在拒绝令解除之后，尽快恢复生产，在这之后再做一些工作。”面对如何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李自学如是说。

对于具体有何措施，李自学并没有做更多的阐述。在股东大会现场，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倾听现场股东的发言，面部没有太多的表情，言语中提到最多的词汇是“信心”和“合规”。

通信专家项立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李自学临危受命体现的更多是大股东的意志，在具体的工作上很难说会有什么特别“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在管理机制上，稳定也许是目前管理团队最希望达到的效果。

“但对于中兴来说，此时面临的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内部的问题，需要的是一个市场化出身的人，对内激发活力，以及对外重新在市场上形成新的凝聚力。”项立刚对记者表示，但这样的人并不好找，如果管理机制没有办法做新的突破的话，对于中兴来说，可能是比交数亿元罚款的代价来得更为严重。

事实上，项立刚更为担心的是，经历了重挫的中兴如何在竞争激烈的通信市场上获得新的认可，重回“稳定”的老路，对于中兴来说，未来的发展一定不会乐观。

如何复兴

纵观整个通信行业这几年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开始在彼此间共享，欧美运营商不断聚合，曾经如日中天的企业或不断瘦身，或被并购，或逐渐消失，而另外一些企业由于创新迅速或模式独特而迅速崛起。新生力量对传统企业与商业模式快速颠覆，同时它们也可能很快被更新的、更有活力的模式与产品所替代。

即便是一向“求稳”的中兴创始人侯为贵，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多年来坚持“稳健、平衡”的行事风格，考虑以变制变。他在内部讲话中说，如果固守传统的电信思维，那么，未来可能会一败涂地。所以，从2013年开始，外界可以看到中兴通讯的变化，战略调整中公司的“少壮派”不断上位。

记者梳理发现，在上一届董事会管理名单中，曾学忠、徐慧俊、张振辉均出生于1973年，陈健洲则出生于1970年。中兴当时对记者表示：“新一届管理层是一个年轻、有活力、专业化的团队，致力于持续的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致力于遵从全球最高的商业准则。”

一名熟悉中兴的业界人士曾经这样对记者说，无论谁做管理者，都是少壮派开始执掌中兴的大权，那个以侯为贵为符号的时代将渐渐淡去，年轻的执政者或许能带给这个企业一股新鲜空气。

“这些继任者都年轻、高学历，属于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今后，中兴的国企味道可能会逐渐淡一些。”上述人士表示，中兴虽然近年来市场捷报频传，但考察过中兴的人士都知道，对比中兴、华为，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而且，尽管中兴已经进行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但残留在中兴身上的国企味道依然很浓厚。

“但现在看来，了解并愿意为之奋斗的年轻管理者们都离开了，这是中兴这次最大的损失。”项立刚对记者说。

根据6月29日的公告，中兴董事会原董事中，殷一民、张建恒、栾聚宝、赵先明、王亚文、田东方、詹毅超、韦在胜、翟卫东、张曦轲、陈少华生、吕红兵、BingshengTeng(滕斌圣)、朱武祥共十四名董事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一致同意立即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以及所担任的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的职务。

而在更早的时候，像曾学忠、徐慧俊这样的中坚力量也陆续离开或者“辞职”。

殷一民似乎还是希望在股东大会上尽可能地挽回外界对中兴的信心，他不断地强调T0重组方案，不断地强调中兴在5G上的领先优势。

“T0工作组一个月前就做了具体的恢复计划，不会因为管理层的变化而对公司造成变化。我们的核心研发能力仍然存在。”他表示，签订以来，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来执行和解协议，当时就知道，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个执行小组一开始就定要求，不对个人负责，只对组织负责。老的董事会在的时候对老董事会负责，新的董事会在的时候对新的董事会负责。我们为了达到解决拒绝令的目标，目前只剩下最后的环节，我也相信，公司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殷一民还在现场对股东道了歉，表示“对不起大家，感到很愧疚”。

从年龄上看，殷一民还比接任者李自学的年龄大一岁，但对于未来中兴的走向，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做掌控，对于奉献了近三十年青春的他来说，这样的离开也许充满了遗憾。

而对于李自学来说，从研究所走出来，可以想象未来身上的担子更不会轻松，走出了工作30年的西安，到深圳迎接一个未知的挑战，这样的接任来得有些沉重，有些匆忙。

中兴如何“复兴”？不管怎样，这不是一个管理者可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