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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架构的频繁调整所反映的是爱立信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迷失。市场整体规模受制于运营商总体投资支出水平是包括爱立信在内的整个通信设备制造行业最大的发展瓶颈，在2020年5G网络大规模投资启动前市场需求的疲软对严重依赖运营商业务市场的爱立信而言是生死之间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卫翰思的思路是稳固传统的无线业务，在网络云化上实现技术引领同时向ICT和广播电视等新市场领域进行拓展；但鲍毅康上台后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恢复盈利，因此他的专注战略其实就是进一步收缩，砍掉需要投入培育的媒体业务，又将盈利能力最差的管理服务业务单列出来并明确提出通过解决低水平运营和低毛利合同而全力实现业绩反转的目标。
这进一步说明，爱立信董事会留给鲍毅康的时间或许并不是很长，所以鲍毅康只能对现有业务架构实施止血手术，并大刀阔斧地将面向客户的10个市场区域管理层整编为5个，其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善盈利水平。鲍毅康代表的是爱立信最大股东瓦伦堡家族的利益，这透露出瓦伦堡家族追求短期效应的目的或许就是为了吸引潜在金主出手而把爱立信卖出个好价钱。
这个潜在金主最大的可能就是与爱立信进行战略合作的思科。对于思科而言，2020年5G网络投资大规模启动前的任何一年都是相对合适的出手机会，但从2017年开始每往后拖一年，通信设备市场的竞争环境就会更严峻一些，爱立信的处境就会更艰难一些，思科出手的机会就会更有利一些。因此，面对爱立信生与死的挑战，其CEO鲍毅康看上去更像是大战风车的唐吉·坷德，与思科何时出手的耐心进行奋勇拼搏。
四、中兴的困顿之局
按照中兴在2016年财报中所称“本集团坚持人口大国和全球主流运营商战略，并在部分区域取得新的突破，逐步重塑市场格局“的说法，中兴在海外市场布局上的收缩态势明显，按人民币计算，2016年中兴在非洲市场销售同比下降了17.6%，欧美及大洋洲市场下降了11.5%，除中国外的亚洲市场下降了1.7。中兴在海外市场布局上的收缩，与其海外业务盈利能力差有一定的联系。如下表中兴在不同区域市场的毛利率水平所见，在发达的欧美及大洋洲市场和竞争激烈的亚洲（不含中国）市场，中兴的毛利率均远低于其国内毛利率水平，这与中兴一贯以低价冲击发达市场的策略有关，但同样也反映出出其在海外市场竞争实力弱和盈利能力差的特点。
在营收规模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的同时，中兴2016年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也同比下降了9%，在整体业务收入中的占比只有42%。把观察范围拉长，从下表中兴海外市场收入从2010年到2016年间的变化情况来看，海外市场收入在整体收入中的占比一路下滑，已经从当年的过半数滑落到4成左右，而其总体规模也始终徘徊在400亿人民币上下而没有进一步的突破。
中兴2016年在非洲和欧美及大洋洲市场收入超过10%的下滑是否与其年初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制度而受到美国商务部制裁有关，中兴在其财报中并未提及，但该事件对于中兴的当年业绩及未来发展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1. 利润亏损。
因为承认公司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并在调查过程中有干扰调查的行为，中兴最终与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达成和解接受了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由此中兴在2016年的财报中一次性计提了61.83亿人民币的营业外支出，导致公司出现14亿人民币的亏损，而归属到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23.6亿元，在2016年不再进行利润分红。在此事件中，中兴公司管理层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最终由普通股股东买单，由此对公司形象和股东利益造成的伤害不可低估。
2. 变卖股权。
为了筹资支付美国政府8.9亿美元的罚款，中兴分别在2016年6月和11月对其持有的讯联智付、天津智联和中兴物联的80%以上的股权进行了变卖。这三块股权业务涉及互联网金融和物联网，属于具有高成长性的热门行业，但为了支付罚款而被匆匆变卖，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远期收益同样造成的伤害亦不容忽视。
3. 高管更迭。
2016年4月5日，自2010年开始担任CEO的史立荣因美国政府出口管制事件引咎辞去CEO职位，公司原CTO赵先明出任公司CEO兼董事长并全力处置与美国商务部的谈判。2017年3月14日，在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之后，赵先明辞去董事长职务而留任总裁，公司执行董事殷一民出任公司新一届董事长。4月5日，负责消费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曾学忠从中兴离职。短短一年时间，董事长三次更迭，对中兴对外形象和对内管理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此外，巨额罚款造成的业绩亏损也使得中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未满足业绩条件而作废，这势必对中兴以股权激励来稳定管理层和核心人才的目的形成打击。
因此，虽然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所造成的业绩亏损在中兴2016年的年报中仅靠一条“营业外支出”的记录就被一笔勾销掉，但这一事件对于中兴在2017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的运营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还仍待观察，特别是根据和解条件，美国司法部为中兴设了三年的观察期，三年期间中兴要随时接受美国司法部批准任命的独立合规监督员的监察；而美国商务部则还有一笔暂缓支付的3亿美元罚款和为期七年的拒绝令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中兴头上要一悬七年。
结语：
根据GSMA的统计，全球移动运营商的固定资产投资（CAPEX）在2015年达到了峰值，接近2000亿美元 ，并从2016年开始掉头向下，直接降低了6%，GSMA预计这一下滑趋势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5G网络投资逐步启动。具体到中国市场，根据三大运营商的财报数据显示，中国移动2017年资本开支预期为1760亿元，同比下降6%；中国电信资本开支预期为890亿元，同比下降8.1%；中国联通资本开支预计为450亿元，同比下降37.6%；这也就意味着，2017年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将减少462.1亿元，同比降幅高达13%，这对于所有通信设备厂商的2017年业绩，尤其是高度依赖国内市场的中兴和华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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