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芯国际:企业成最大输家

 

　　7月20日，中芯国际的员工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公司内部一定要高度团结，不团结，不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一天前，中芯国际股东也收到一封信。信中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同时强调，将保持公司现有的独立性、国际化发展的路线不变。

　　两封信均来自中芯国际新任董事长张文义。现年64岁的张曾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大型国企彩虹集团、华虹集团董事长。半个多月前，他刚刚入选中芯 国际董事会。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控制权争夺中，张成为博弈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半个月内，从董事、执行董事一路升至董事长、代理CEO，瞬间被推到舆论 的风口浪尖。

　　新官上任，张文义接连发出信函的用意只有一个：向外界释放稳定信号，重新树立内外对公司的信心。

　　然而此刻，注定将成为张文义职业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在原任董事长江上舟突然辞世、原CEO王宁国辞职后，中芯国际面临内忧外患。对内，大量中层技术骨干流失，人心不稳。

　　对外，客户忧心忡忡，投资者用脚投票。仅在复牌的一周之内，中芯国际的股价下跌近20%，市值缩水近40亿港元。

　　奠基者江上舟：病中苦心布局

　　如果不是因为老同学江上舟，张文义的这个七月本来可以过得轻松安逸。

　　张文义和江上舟，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同学。江上舟的父亲江一真，是中央苏区创立闽西革命根据地老战士，建国后历任福建省长、河北省委书记、卫生 部长及代理农业部长。1963年初，江上舟随父亲来到北京，随后考上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系，后又攻读信息专业硕士学位。在此期间，江与张熟识。

　　几个月前，江上舟找到张文义，邀请他进入中芯国际董事会。此时的江上舟，身体已经抱恙。2002年，江罹患肺癌。2010年，癌症复发，其身体 每况愈下。找到张文义时，江希望，张文义可以承袭他的意志，接替他成为中芯国际董事长，继续支持现有管理层，完成他为中芯制定的发展战略。

　　这种安排，一定程度上是为制衡大股东大唐电信。据江的一位部下回忆，在今年中芯国际引入新战略投资者的问题上，大唐电信的举动引起了江的警惕。当时，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意欲注资中芯，计划是投资3.5亿美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了大唐电信的反对。

　　作为战略投资人，大唐电信2008年以1.72亿美元换取了中芯16.6%股份。由于买卖价格低，这笔交易在当年被戏称为“古董”换“油条”。2010年，大唐电信增资1.02亿美金，股权比例由此增持为19.14%，成为中芯国际最大股东。

　　中投投资计划一旦成行，意味着中投将取代大唐电信成为中芯国际第一大股东。对此方案，大唐电信并不能接受。

　　“当时市场上已经有说法，说大唐电信因为业绩问题要被央企整合。”上述人士说，“江董担心，大唐电信会考虑自身利益加强对中芯国际的控制，甚至 将中芯纳为己有，成为旗下子公司。所以一直以来，江董都在董事会和各方积极斡旋，平衡各方利益，将张文义推选进董事会是第一步。”

　　对江上舟来说，这种斡旋虽然辛苦，却也游刃有余，这得益于他早年从政的背景。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海归，江上舟曾任海南省三亚市副市长、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首任局长。2001年，江被调任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在担任中芯国际董事长期间，江还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上海市经济决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在政界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

　　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蒋守雷评价说，江是最早提出在上海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推进了半导体人才的引进，并主张设备材料国产化，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有巨大贡献，因此颇有声望。

　　而在江上舟发小、著名天使投资人薛蛮子眼中，国字脸、颇具书卷气的江则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很善良，是个性情中人，他讨厌官场的那套潜规 则，但是又非常希望做事，对自己喜欢的事，常常投注非常大热情。因为这种个性，江在政治上并不得意，我甚至认为他成为官员，是‘历史的误会’。”薛说。

　　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助燃了大唐倒戈的烈火。上述人士评价说，江一直希望在董事会内部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为中芯的发展营造 一个好的环境，但是显然在利益面前这种想法无法达成。甚至在江个人住院期间，有股东还跑到医院，就张文义是否进入董事会的问题向江发难。

　　江的离去，使得董事会内部唯一能够进行利益制衡的力量消失。在江病逝后的第三天，由于大股东的反对，由江上舟任命的公司CEO王宁国在股东大会上落选执行董事一职。

　　创始人张汝京：从艰难创业到黯然出局

　　中芯国际作为本土产业发展的标杆，却因为外资身份无法享受到国家专项资金的补贴

　　这一过程当中，创始人张汝京想了很多变通的方法。

　　就在江上舟去世之际，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正在上海的另一角，瞄准方兴未艾的LED产业，开创人生事业的第二春。江上舟去世后，张汝京给本报发来悼文。他在文中表示，对江的突然离去深感惋惜和遗憾。

　　据张汝京回忆，1998年前后，一批海外从事集成电路的华人专家与学者向当时的国家领导提出中国发展集成电路的建议，得到领导的积极回应与支 持。2000年，几位专家进一步的安排了访问团，开始探索当时较为先进的第一座8英寸厂应当建在哪一座城市。江上舟时任上海市经委常任副主任。在江的大力 邀请和努力之下，最终中芯国际落户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对张汝京来说，江有知遇之恩。但事实上，张汝京对江的情感远比此复杂。2009年，由于与竞争对手台积电的官司败诉，中芯国际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作为创始人的张汝京黯然下台，而当时，江上舟作为董事长，没能改变这一局面。

　　在中国半导体业发展史上，2000年成立的中芯国际是最为特别的一家。当时，中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已经进行了两次冲击，由政府主导分别进行了 “908”、“909”两项工程。但是，这两项工程均以失败而告终。中芯国际成立以后，迅速成为长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的龙头，并成长为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 企业，由此带动了一批本土设计公司的落户，很快形成了集聚效应，使得中国半导体产业初具规模。

　　中芯国际创立之时，是一家典型的外资企业。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作为对产业的支持，上海实业等国有资本也有参与投资。不过，在其10亿美元投资 中，只有10%左右来自国有成分。这种安排有现实的考虑。由于西方一直对于半导体技术出口中国实行控制，因此当时如果选择国有控股，半导体设备进口，技术 的出口许可证都将受阻。

　　在张汝京的规划中，中芯国际的发展，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的。因此，2004年中芯国际先后在纽约与香港两地上市，成为一家公众公司。

　　然而，半导体制造并不是一个容易玩转的产业，对资金、技术和人才需求非常密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芯国际都不能实现盈利，导致股价长期处于低位状态，融资能力受限。另一方面，中芯国际作为本土产业发展的标杆，却因为外资身份无法享受到国家专项资金的补贴。

　　这一过程当中，创始人张汝京想了很多变通的方法。最典型的操作思路是与地方政府合作，利用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热情和投入弥补公司资本投入的不 足。比如，在成都与当地政府合资建立工厂。在武汉，当地政府全资建立了当时最为先进的12英寸工厂，交由中芯国际“租赁经营”。利用这些方式，中芯国际在 全国进行了“菱形布局”，迅速完成了规模扩张。

　　但是，地方政府的变相补贴，仍然不能填补中芯对资本的渴求。与此同时，中芯国际股价的长期低迷使得早期投资人情绪悲观，包括上海实业等在内的资本甚至萌生退意。在此情况下，急需持续输血的中芯国际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国有资本。

　　据中芯国际一位高层透露，2008年，公司透过德意志银行寻求战略投资人，主要目标有两家，一家是微电子行业国企中国电子CEC，另一家便是大 唐电信。由于大唐主营业务聚焦于通信行业，与芯片制造仍有差异，因此当时一致认为最好的战略投资人应该是CEC。但在谈判的关键时刻，时任CEC董事长职 务发生了变动，入股一事便被搁置。

　　最终，中芯国际最终选择了大唐。大唐电信作为最大股东进入董事会，使得中芯国际纯外资的身份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