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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媒体撰文称，危机文化曾经是三星崛起的关键因素，凭借时刻存在的危机感和自上而下的指挥结构，三星迅速崛起为全球收入最高的科技公司。然而，随着创新逐渐受到压制，这种文化反而成为了这家韩国巨头的发展障碍。
以下为文章全文：
危机相伴
在1997年的一本书中，三星董事长李健熙写道，一家成功的公司需要具备“高度的危机感”，才能一直展望未来，才能对变化做出反应——即使身处顺境也不例外。
正是这一信条推动三星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科技公司——它的电视机、智能手机和存储芯片销量在业内无人能敌——并成为一众中国企业在探索韩国成功奥秘时绕不过的研究对象。
然而，在上月宣判的美国专利诉讼中，这家韩国巨头却因为被陪审团认定侵犯苹果iPhone的关键功能被判赔偿10亿多美元。在此之后，三星自上而下的指挥结构和决策流程便被批阻碍创新。
曾几何时，正是这种机制帮助三星对市场趋势迅速做出反应，并作出大举投资芯片和显示屏的大胆决策。然而，对于急需从“快速模仿者”转型为创新者的三星而言，这或许不再是最佳模式。
在三星内部，哪里有设计师感觉被忽视、被压制，哪里就有变革的呼声。
这种“持续危机”模式的确成绩不菲，帮助三星三芯片、电视机和显示器等领域赶超日本的索尼、夏普和松下，还终结了诺基亚十余年的手机行业霸权，甚至在智能手机市场超越苹果。
但与此同时，三星也因为生产“山寨”产品，导致声誉受损。
天壤之别
根据三星提交给美国法院的一封内部备忘录，三星移动部门主管申宗均2010年2月对员工说：“这是一场设计危机。”彼时的三星正在设计第一款Galaxy手机，以应对iPhone的汹涌势头。
“有影响力的外部人物都看好iPhone，他们认为‘三星在打瞌睡’。”申宗钧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诺基亚身上，所有的努力都集中于‘翻盖’、‘直板’和‘滑盖’元素。但我们的用户体验与不期而至的苹果iPhone对比时，却存在天壤之别。”
据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三星设计师透露，危机感和紧迫感促使三星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采用了最符合iPhone外观和感觉的理念。
“设计师有很多独特而有创意的理念，但却必须受到最高决策者的认可。问题在于，他们都沉迷于苹果的设计，根本不满意这些理念。”该设计师说。
这位设计师还补充道：“我认为无论在哪里，最高管理者都应当尊重首席设计师的决定，但在三星，他们却凌驾于设计师之上，对最终设计决策指手画脚。这限制了我们的能力。为了不再局限于优秀的跟随者，三星需要更加水平化的文化，还要放权给设计师。”
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三星高管则反对这种说法，他表示，三星目前正在通过激励和奖金推动内部创新，而李健熙本人也对新的技术和设计很感兴趣。
典型事例
三星头重脚轻的指挥结构在最近的一件事情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知情人士透露，就在Galaxy S III手机今年5月发布的前两周，三星副董事长崔志成下令废弃50万个蓝色的手机外壳，原因他对银色的细条不满。
经过多次调整后，崔志成在产品发布前10天最终批准了设计方案，但却导致初期的供应链遭遇瓶颈，约有200万部手机发货延迟。
与之类似，提交给美国法院的文件显示，崔志成一年前到访三星美国电信部门时，当地的管理者担心缺乏能够打动他的项目。“整体计划都不错，但我们缺乏能够令崔志成惊呼的创意。总体来说，他对我们能否击败苹果缺乏信心。”
三星快速响应的理念与苹果大相径庭。在苹果供职了17年的设计师克里斯托弗·斯金格（Christopher Stringer）对美国法院表示，苹果在全球约有16位“疯子”设计师，他们经常会围着餐桌探讨公司的产品设计。
相比而言，三星的设计部门与其他部门非常相似：里面摆放着各种隔间，墙上还贴着创始家族的格言：“与客户同在”，“创造产品，贡献人类”，以及“挑战世界，创造未来”。
“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文化，根本无助于启发创意。”上述设计师补充道，“我认为这不是三星独有的问题，而是韩国社会的普遍问题。三星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但仍然很看重‘自上而下’的模式。或许我们需要的是硅谷那样的创新环境。”
文化变革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三星以反应迅速而著称。该公司的移动设备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大约每6个月就会推出一款新品。在上周三的发布会上，三星意外推出了采用微软最新一代移动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甚至比诺基亚还早了几天。
“无论面临什么障碍，三星都将继续提供卓越、新颖、独特的产品，在业内脱颖而出。”三星移动主管申宗钧在IFA消费电子展上说。
申宗钧还盛赞该公司“勤勉而典型”的优秀员工，也就是所谓的“三星人”。他们都是在1990年代训练出来的，当时采用了一本名为《新三星管理》的教科书，里面总结了李健熙的各种言论和他的危机感。
李健熙1987年从他的父亲、三星创始人手中接过董事长职位。他在2008年被控挪用公款和偷税漏税后卸任，但2年后，他获得了总统特赦，并重新执掌三星帅印。当时，他还发表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处于真正的危机之中。全球顶级企业都在步履蹒跚，我不知道三星会怎样。如今代表三星的多数产品和业务都将在10年后消失。我们应该再次启程，不能浪费时间了。”
那年夏天，苹果iPhone的崛起令三星电信业务利润惨遭腰斩。但该公司还是凭借Galaxy系列手机迅速恢复，并在此后连破年度利润记录。该公司今年的利润可能超过220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45%。
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三星的危机文化正在逐渐消失。“他们不再让大家保持灵活和警觉，但如果你在三星工作的时间超过5年，恐怕早就听够了这种话，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循环而已。你早就习惯了这些事情。”一名三星芯片开发者说。
即使古稀之年的亿万富豪李健熙也在慢慢变得柔和起来。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听到苹果胜诉的消息后，李健熙只是说了一句：“好好处理。”
三星被“居安思危”的企业文化害了？
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健熙（Lee Kun-hee）在他199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一家成功的企业需要有“强烈的危机感”，这样才能在经营良好时具备超前眼光，并能对变化作出回应。
这才是推动三星电子成为以营收计全球最大科技企业的秘诀，他们比其他企业卖出更多的电视、智能手机和记忆芯片，这也使该公司成为诸多探索韩国成功秘诀的中国企业的必修典范。
但在输掉了与苹果公司的专利纠纷官司後，三星电子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和决策过程被认为是扼杀创造力的罪魁。上月，美国加州陪审团裁决三星电子抄袭苹果iPhone的主要功能，并责令三星电子赔偿逾10亿美元。
快速行动的益处，例如在芯片和显示屏方面投入巨资的大胆决定，或许并不适用於一家正在从“快速效仿”到进行原创的企业。
在三星，一些设计师感到被忽视或遭诋毁，三星亟需进行策略转变。
这种“居安思危”的想法很奏效，帮助三星在芯片、电视和显示屏领域战胜了索尼、夏普和松下等日本科技企业，结束了诺基亚在手机领域长达十年的霸主地位，并在智能手机行业赶超苹果。
但三星的名誉也遭遇打击，被指生产山寨产品。
根据提交给美国法院的内部备忘录显示，三星移动部门总裁申宗钧（JK Shin）在2010年2月对员工表示：“这是一场设计危机。”当时，三星电子正开发首款Galaxy手机，以应对刚刚上市便大行其道的iPhone。
“公司之外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对iPhone印象深刻，他们说‘三星正在打瞌睡’。”
“过去以来，我们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诺基亚身上，重点放在‘文件夹’、‘手机信号’和‘滑盖’上，当我们的用户体验与苹果iPhone相比时，简直就是天上地下。”
三星电子一位要求匿名的设计师如是说，这种危机感以及追赶苹果的紧迫感促使三星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选择了这样一种理念：设计一种外形和感觉最接近iPhone的手机。
这位设计师表示：“设计师有很多独特和有创意的点子，但这些想法都必须得到高层决策者的认可。问题在于，由於他们（高层决策者）如此心仪苹果的设计，因而三星设计师们的这些想法并不能真正令高层满意。”
“我想，其他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都会尊重其首席设计师的决定，但在三星，他们可以推翻设计师的想法，最终决定设计师的方向和内容。这限制了我们的能力。要想摆脱一个快速效仿者的角色，三星需要更平等的文化并让设计师放开手脚。”
一位要求匿名的三星高管反驳说，公司创立之初鲜有创新，甚至在生产黑白电视方面都很挣扎，但现在却通过激励和奖金制度鼓励内部员工贡献新想法。
就在三星Galaxy S III智能手机5月发布的前夕，三星电子这种头重脚轻的组织结构依然在发挥作用。据消息人士透露，当时，三星电子副总裁副董事长崔志成（Choi Gee-sung）下令废弃50万个蓝色手机壳，理由是这种薄并配有银色条纹状的设计令人不爽。
经过一番调整後，崔志成在周日通过了最终设计，而此时距离发布日只有10天。一些分析人士称，此事导致最初的供应瓶颈问题，并导致约200万部手机推迟出货。
在苹果与三星专利案中提交给美国法庭的内部文件显示，当崔志成在一年前参观三星在美国的电信业务时，当地管理人员担心缺乏让崔志成满意的创意。
文件称：“整体计划不错，但我们缺乏那种让崔志成惊艳的点子。总的来说，我们的计划缺乏‘打败苹果’的那种自信。”
快速反应不是苹果的生存哲学。在苹果工作17年的设计师斯金格（Christopher Stringer）在美国法庭上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16名“狂人”习惯在厨房一张餐桌周围交流关於苹果移动产品的设计想法。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星的设计室与公司其他部门并无二致。
三星的这名设计师称：“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文化对激发创造力没有任何好处。我不认为这是三星独有的问题，这是一个影响韩国整个社会的问题。三星正在努力改进，但依然是自上而下。”
“或许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硅谷所倡导的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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